香港五大华资大船东之一，香港船东会前主席，万邦航运集团创办人曹文锦，昨天（8月12日）下午2时20分在新加坡逝世，享年九十五岁。

行内昵称「曹老板」的曹文锦，近五、六年长居新加坡，因年迈，体弱，由大女同住照顾，很少回香港。万邦集团设在香港，早年在中环雪厂街，后其营运中心设在新加坡，由三子曹慰德主政。

曹文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培养三子接班，现曹慰德是该集团主席。曹文锦是香港一代有名望的国际船东，与同期的包玉刚、赵从衍、董浩云、顾宗瑞等齐名，而且都是在四十年代由上海南下香港，各自建立自已的船队和营运王国。现五大船东都已过世，标志著四十代来港并崛起的香港第三代船东已全告落幕，进入第四代香港船东年代。

曹文锦有二子二女，大子曹慰祖，是美籍名建筑师，曾跟过建筑大师贝聿铭。二女是儿科医生、三子曹慰德，子承父业，做新一代船东。而四女未知职业。

沙发（左至右）：曹文锦，曹周美琦（妻） 沙发两侧（左至右）：曹慰萱（长女），曹慰亲（次女）。后行（左至右）：曹慰祖（长子），曹林宣琪（次媳），曹慰德（次子）。

曹文锦生平最得意其中一项成就，是应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来港邀请，投资新加坡大型房地産国际会议综合项目---新达城中心。曹老板当年邀请香港富商李嘉诚、郑裕彤、李恒基、与江浙名人邵逸夫、周文轩等组成财团合资，发展组群商业中心，而万邦航运的营运中心设在该中心商厦内。      

曹文锦对国际航运业、曾经多次获国际名誉，记得其中一项是得到芝加哥商会颁给全球成功航商名誉，他是华裔船东第一个获该奖项。  

对香港港航业发展也贡献很多，在香港回归船舶身份如何甄别难题上，他开创性提出制定新的香港船舶注册登记制度，原构思和主意是他与数名香港船东首先拟定框架，以香港船东会名义，向香港政府提出建议及方向，令该项政策由一开始以成功姿态和步伐一路向前，成为少数香港行之有效的海运政策之一，受到广大船东支持和接受。    

曹文锦的成长经历和发展过程，在他以自传方式撰写的65年岁月的回忆录中，有详细介绍。有兴趣者可找到该书阅读。      

在下属眼中，曹文锦是一位精明、能干、勤奋、慈祥、和蔼的老板及长者。他的处事作风喜欢事事亲力亲为，勤力苦干，做事仔细，想问题周到。      

这种处事风格，往往表现在他对员工的要求上要与他一致。有重臣表示，这种风格令员工不自觉形成一种压力，要事前多动脑筋，并做好周详准备，以便他随时查问，而且一答要中的。       

曹老板的开会更有趣，表达是三文六语，主语是沪语、英语、国语、粤语、其次夹杂日语、马来语，伙计不集中精神听，可能在一个问题上被语言难倒。       

曹文锦的逝世，可以说是国际航业界一颗巨星跌落，宣告有「散货船经营之神」之称的他，告一段落。这个昵称，是当年叱吒风云的中远总裁魏家福送给他的一顶当之无愧的高帽。

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华商韬略关于曹文锦跟航运业精彩的一生集锦。

船王曹文锦：手里要有足够的钱，才能一直活下去 

1948年的一天，逃难到香港的曹文锦和岳父经过码头时，同时在两艘货轮前停下脚步，久久打量。

曹文锦说：“要是我们够拥有两艘这样的船，那该多好啊！”60多岁的岳父感叹地望着两艘载重量也不过两三干吨的货船说：“我是没有希望了。你还年轻，如果努力的话，是有希望的。”

此后不过30年，当初望船兴叹的年轻人，成为与董浩云、包玉刚、赵从衍齐名的香港四大船王，并且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人。

首堂风险课

曹文锦1925年生于上海，而且出身很不错，祖父曹华章是航运业老板，父亲办了中国劝业银行，母亲也经营着一家珠宝银楼。

大学毕业前，父亲要曹文锦了解银行、贸易和航运，母亲则要他学珠宝。争执不下，父亲一句“珠宝是女人的生意”最终定论：除珠宝，所有生意都得学。

一毕业，曹文锦就被送上“前线”：上午到银行，下午学贸易，晚上到运输行，同老伙计们一起吃晚饭，“边吃饭，边向父亲汇报生意。”

1948年底，上海天下大乱。

曹文锦预判大厦将倾，将部分资金撤往他认为相对安全的香港。“父亲知道后吓得脸色苍白，说：‘这是要杀头的啊！’我说，‘要枪毙，也是枪毙我。’”

但解放前夕，曹文锦到香港时却什么都没带。他认为，“无论哪个政权都需要那些生意，我相信共产党也不会例外。”

没想到，例外很快就有了，曹家在内地的家产顷刻荡然无存。

那也给了他刻骨铭心的一堂风险课：

倾巢之下无完卵，生意的安全，跟政治与社会大环境紧密相关。

富贵险中求

落脚香港后，家族成员、亲戚，以及国内分公司的部分职员尾随而至，住到曹文锦家中。

一大队逃难的人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是最简单的生活，也让曹文锦此前冒着杀头之险转出的10万美金，很快有了坐吃山空之虞。

危机意识很强的曹文锦，每天都在想办法挣钱。兜兜转转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之后，他无奈地写信给天津旧部：现在，还有什么生意可做吗？

当时，大陆在山东石岛做了个外贸小港突破经济封锁，利用土特产交换汽油、橡胶等化工品。天津方面建议曹文锦干这件事。

他干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大陆全面禁运，国内对这些物资的需求更甚，已经熟门熟路的曹文锦又干起了帮大陆搞“走私”的生意。

这些生意要冒很大风险，事后回忆，曹文锦依然心有余悸。“船上不能即时通讯。小船一离港，我和伙计的家眷，就望眼欲穿等着他们回来。”

但有什么办法呢？一无所有，只能放手一搏。

最困难的时候，爆发最大的力量；一无所有时，顾不了那么多的万一，认准了，敢拿身家性命去为“一万”拼一拼。这也是曹文锦稳重保守的另一面。

富贵险中求，曹文锦勉强求到了。

通过帮大陆搞贸易和偷运，他与人合作成立了大南轮船公司，不几年就拥有了两艘旧货轮，生意越做越大。

又被打入谷底

大南公司没过多久就成了大难公司。

先是一艘旧船触到国民党布的水雷，炸沉海底，没有得到一分赔偿。

紧接着，又被大陆“三反五反”牵连。

其时，曹家在大陆的生意，产权已无，但编制还在，各分公司纷纷成了被反的对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经理们，迫不得已，一个接一个地向曹文锦求救：

“每天早上打开电报机，都是‘我要死了，快汇钱来救我，再不汇钱来，我们就没命了……’”

“痛苦极了，部属有难我不能不管。可是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钱，我也没办法呀。”曹文锦回忆说。

最终，这场运动几乎反掉了曹文锦把脑袋别在腰带上赚到的所有的钱。

麻烦还不止于此。

因为帮大陆运过物资，大南公司也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不准进美国港；不能用美元和美国产品；不能跟美国公司做生意；银行的美金存款全被冻结。

万般无奈，曹文锦只能去马来西亚运石头。

石头本身就不值钱，运石头，利润可想而知。

这种艰难，一直持续到1962年被美国删除黑名单。

第一艘新船

1962年前后，香港船东几乎都只有旧船。

旧船便宜但常出毛病，年年翻修，修完后还要请验船师验，很不划算。

于是，大家动了造新船的念头。

第一个造新船的是，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

曹文锦是一批船东里最年轻的，但也有要造新船的想法，他的朋友、日本日立船厂的代表森冈，也刺激他：你总是做旧船，怎么做得起来呢？

森冈还向公司打报告，帮曹文锦争取分期付款的造船计划。他写到：曹先生现在没钱，但他很努力，我们帮他站起来，他将是日立很好的长期客户。

日立同意了森冈的报告，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交两成定金；二是要把新船长租日本客户，以保障能按时分期偿还。

这已相当相当优惠，但曹文锦还是没那个实力。

怎么办？曹文锦决定，求人。

先是求日本客户山下汽船，解决把船长租给日本客户的问题：“‘老兄，你就帮帮忙租5年吧。这样我就可以造条新船了’。”

山下汽船同意了。

然后再用山下汽船同意的筹码，去求日立，把原本准备支付给日立的，之前欠下的旧船修理费，变成是造新船的定金。

日立让了一步，又进一步：要曹文锦找可靠的银行担保。

银行担保须有抵押，曹文锦除了旧船，没什么可抵押，于是又去求了已经在东南亚扶植过众多华商的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

陈弼臣反复询问曹文锦的打算后，答应了他的请求：“陈先生说，‘我做生意看人，你签个字吧，抵押品我不要了，你个人担保就行’。”曹文锦回忆。

差不多3个月奔波斡旋下来，曹文锦成了香港船东中造新船的第二人，但等问题真正解决，新船还没出，他却病了：

“总担心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患得患失，每天看上去很轻松，心情其实很沉重。”

那也是曹文锦第一次因为生病强迫自己休息，休了两星期。

但这是值得的：通过精心运作，他在没有资金，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造了一条新船。

曹文锦把这条船命名为DONA NANCY，DONA拉丁文是太太的意思，NANCY是他母亲的名字。

他的这条几乎是无本造新船的路子，也给其他香港同行提供了借鉴。

后来，包玉刚就常常对人说：“曹文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然后，包玉刚成了香港第三家造新船的船东。

香港船东的新船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世界级大家

1965年，曹文锦在大南公司的合作伙伴，吕建康之子吕政范从西方留学归来，也给大南公司，给曹文锦带来新的挑战。

满脑子西方思维的吕政范认为，大南公司都是老人、落后，对父亲说：没前途，把公司分开吧。

曹文锦对吕政范也有不同看法。“吕先生相当现代化，许多看法从理论上讲是对的，年轻有为，但没有耐性逐步改革，难与教育水平较低，自学出身的老职员相处。”

于是，他虽有不舍，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分家建议。

吕政范不要的老职员，曹文锦都收下了，靠着这帮老人，曹文锦创办了万邦航运。再后来，曹文锦成为一代船王，而吕政范，却没能让理想变成现实。

曹文锦能成船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大势的恰当把握。

1970代后期，他预感航运业将面临巨大危机，几年间将船队从30艘减低到15艘，成功避免一场因为石油危机等导致的萧条大灾。

1980年代中期，曹文锦预判复苏将至，又果断把握大灾之后船价低廉的时机连续购进巨轮大肆扩张，并于1992年将万邦拆成香港万邦和新加坡万邦。

几个动作下来，万邦已成为拥有50艘船，载重量200多万吨的世界性航运集团。曹文锦也与包玉刚、董浩云、赵从衍并称为四大船王。

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他也更审慎地通过对航运周期的把握，以及多元化的投资，在公司的整体稳健上做得更好，进而避免了其他船王在大起之后的大落，确保了个人和家族事业的基业长青。

享誉华人商界

除航运业，曹文锦还在多个其他行业成就卓著。

因为当年被迫到马来西亚做石头运输，曹文锦与马来西亚结了缘。后来，他在那里发展纺织工业、地产业，还与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等联手壮大了马来西亚的航运和造船业。

1984年，曹文锦又与香港最成功的一批企业家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联合成立新加坡新达城市发展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完成当时即总投资15亿美元的新加坡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超级大盘。

1986年，曹文锦还应邀拯救了泰国政府的国际船务公司。

当时，国际船务濒临破产，如果宣布破产，将伤及泰国政府公信力，泰国政府于是找到了他，一位财政部官员把电话从香港追到美国：

“老兄，你要帮这个忙。你的很多生意在泰国，你帮我们，我们也会帮你。你明白吗？”

曹文锦说，对方语气委婉，但弦外之音他听懂了：“如果不帮这个忙的话，将来他们就很难在其他方面支持我了。”

硬着头皮，曹文锦答应了下来。

后来，他让二儿子曹慰德具体负责，两年内就让其复苏，并于1994年在曼谷正式上市，一手将其发展成为泰国唯一的综合性航运运输集团。

曹文锦说，只有永恒的需求才有永恒的生意，所以衣食住行有关的他都有兴趣。

如今，曹文锦家族经营着航运、水泥、纺织、饭店及房地产发展等业务，事业版图跨越亚洲、欧美各地，成为华人社会一个富过四代的成功典范。

发展与成功学

谈到成功经验，曹文锦说，这不是能简单说清楚的，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采取审慎态度，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二是量体裁衣，量力而为。

“分散投资，分散风险”是曹文锦的一贯策略，也是他确保事业基业长青、整体成功的秘诀。

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向其他行业发展，即使失之东隅，也可收之桑榆。

曹文锦很少向银行借款。

这一点与他曾在银行当职员的经历有关。他说：“银行都是晴天借伞雨天收的，有些债主被逼得倾家荡产，跳楼自杀。所以，我从不愿意向银行借款。”

每项投资曹文锦都只会用8成自有资金去做。遇到大项目财力有限，他把机会分享和其他商家联手，也绝不冒险。

他知道这样慢，但从来没有因此改变，他的信条是：

手里始终要有足够的钞票，你才能一直活下去。

曹文锦强调做人做事的主观能动性，他说：“被动是做不成生意的。”

但他始终奉行不出风头、不争第一的原则。他说：“出风头，争第一是危险的事。特别是在别国投资，更要稳健、谨慎、低姿态，不喧宾夺主。”

加强管理，培植人才，防止冲突，准备应变，长远打算，勤于观察，深入学习，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也是曹文锦经常自勉的36字经营方针。

曹文锦刻苦工作的作风像他的航运业成就一样闻名。他长期从早上9点工作、活动、学习到凌晨一、二点不睡觉，周六全日办公，周日上午办公。

驶向世界级航运事业的商海上，曹文锦遭遇过很多大风大浪，但他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次买船的经历，以及那位造船老板的遭遇。

当时，曹文锦看好瑞典一家公司准备出售的一条油轮，希望买个便宜，于是亲自去找大老板讲价。“从9点等到12点才出来，人挺豪爽，请我共进午餐。”

曹文锦回忆，席间，两人都没提价钱的事。直到要告辞了，他才忍不住说：“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老板听后，哈哈大笑：“你很有耐心。我很佩服。好吧，我把船价减低5000镑。”

当时的5000英镑可在香港买4套150平米的住房，曹文锦当场答应买下油轮。

“我确实没白跑。”曹文锦笑着说。

让他感慨的是，1978年他又遇到这位瑞典老板。当时，他已是香港航运巨子，但那位曾让他仰望的航运巨子却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太过自信，并且相信市场会一直繁荣。

大陆改革开放后，曹文锦也尝试性回到大陆投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年因为相信“无论哪个政权都需要那些生意”而有的遭遇，总是令他格外小心，也让他错过不少投资机会。

不过，他并不后悔。

他的办公桌上长期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五个字：贪是失败之本。

1998年，曹文锦将经历写成薄薄的一本回忆录。在自序中，他写到：“我的一生，有过不少惊险的经历，事后回忆，可以说是多姿多彩，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