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时，杨槱第一次渡海并迷上了船；63岁时，杨槱当选为中国造船界第一位院士；如今杨槱93岁，上个月还赴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成了少数几个最高寿的与会院士。
    更令同行称奇起敬的是，近日这位老人又出了本新书：《人、船与海洋的故事》，这是他2005年出版《帆船史》以来的第6部船史科普著作。合作者陈伯真教授说，这部30万字作品的第一稿，是杨槱一字一字输入电脑写出来的。
    年至耄耋，他虽不再造船，却还在造梦。
    新的梦想，又在对岸
    “槱”字生僻，音同“友”。少年时杨槱小眼睛、小个子，口齿笨拙，被同学唤作“洋油”。1926年，他随母亲搭乘一艘兼载旅客的货船，从广州去上海，并准备转船溯长江而上，与随军北伐的父亲在武昌团聚。这个男孩第一次出海，在甲板上张望两岸，一会儿听人讲“那是孙中山的黄埔军校”，一会儿又听人讲“那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但当时，航行在中国江海水域的船舶，三分之二仍是外轮，还有英美日的利炮坚船横行。自此之后，富国强兵的梦想在他心中萌动。
    船出伶仃洋，大海一望无际。忽然，身边有一年轻女子问：“这船是铁造的，怎能在水中不沉呢？”一位老妇训斥道：“不要瞎说这不吉利的话！”另一个青年过来解释：“铁脸盆不是也能漂浮在水上吗，只要脸盆边缘高出水面，就不会沉。”杨槱说，这是他听到的关于船只浮沉道理的第一课。
    大国无船，则无海。正是这条水路，让杨槱与船结缘。时至二战爆发的次年，杨槱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他已在这个造船重镇学满5年。在战时，只要杨槱愿意，不办手续即可留英。但他觉得“既然打仗，何必帮英国人打呢，我要回去帮国家打仗”。坐英籍船走，有被德国潜艇攻击的危险，于是杨槱买了中立国船票，在战火中归来。
    后来，这个“海归”走南闯北，进船厂、入高校，最早将现代工程经济的理论方法用于船舶项目的分析评估，并积极倡导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成了我国船舶设计学科的开山人。归国整整70年，令老人欣慰的是：“儿童时代关于富国强兵的幻想和愿望，现在都一一实现了”。
    而杨槱依然难忘：在英伦毕业典礼上，和他同时受顶戴礼、接过文凭的学生中，有一位头发花白、年逾花甲的老人，全场向他报以热烈掌声。这个学到老的“老生”至今激励着杨槱。一个新梦又出现在对岸：杨槱用已经抬不过肩的双手，在键盘上慢慢敲击着一个一个字母，将多年实践和理论积累，化为一部部船史，留给学界，更留给青少年。
    当年救国靠实业、靠科技、靠教育。如今，杨槱坦言已远离科研一线，教育强国成了他最大心愿，因此他把船史的主要读者群定位在年轻一代。从造船到修史，他没有“挥霍”晚年之闲，不停划桨，再越重洋。
    两点一线，勤于理史
    几乎每天，杨槱都要完成两次 “横渡”。上午，他花三四小时，阅完七八份报刊，翻翻《一口气读完某国史》之类的杂书。吃过中饭后，杨槱从电脑桌上取一个移动硬盘，放进公文包内，跟老伴说：“我去学校了哦，下午四点多回来。”
    他的“横渡”看似并不遥远，只是坐电梯下楼，穿过广元西路，入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再坐电梯上楼，走进办公室。但这点“上班”路程，对一个93岁、早已退休的人来说是不易的。杨槱的脚步很慢很小，几乎是半步半步地挪，同时还弓着点背，双臂前后划桨似的平衡和借力。
    看得出，杨槱心急胆大，他往往等不及绿灯，就提前几步想穿过马路，而且步点不全落在横道线内。最近，他甚至被助动车撞倒在地，右胳膊受了伤，对此家人极为痛惜，可他照旧坚持两点一线、“横渡”上班。学校门卫见到他，总是说“杨先生，您慢点哦”，他点头笑笑“哦，哦”。当他移步到办公楼电梯中，已经有点气喘吁吁，像刚打完一场球赛。
    他所在的办公层面幽深清静，几乎都是为退休教授准备的单间，杨槱是这里的“最常客”之一。办公室里除了排满书架的专业书、堆放整齐的学术刊物，还有好几艘古今中外、大小各异的帆船模型，以及挂在墙上的古船设计图。一本厚重的世界地图集，放在一张厚重的实木书桌上，“这台子比我还老，好像是日俄战争时遗留在大连的旧货，当年10块钱买的，跟着我到现在。”这所有一切，连同旁边小桌上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都是杨槱写船史的必备工具。他用到什么就学什么，不满足于用WORD程序输入、编辑，还打算学会在电脑上画图。
    这间斗室仿佛他在夕阳中扬帆的大海。5年来，杨槱厚积薄发、笔耕不辍，《帆船史》、《轮船史》、《郑和下西洋史探》、《话说中国帆船》、《人、船与海洋的故事》等一系列船舶海洋科技史著作接连问世。因为写得深入浅出，少年儿童出版社还相中他书中的章节，精编出版了《大航海时代》一书。
    杨槱的主要合作者、74岁的陈伯真教授说，本来退休后也没什么可干，幸亏杨先生让自己找到了事情干。杨槱笑着说：“我不浪费一分钟，勤劳一点可以衰老得慢一点，所以我还和老伴抢着洗碗。”
    求实顶真，惜米散金
    这位中国船舶史教研的带头人坦承，是一个错误让他如此严谨治史。1956年，杨槱编写《船舶概论》教材，在第一章“船舶发展史”中，他没有分清唐朝和南唐，还把一个年份搞差了一年。经读者指正，杨槱在《中国造船》学报上承认错误，自我批评。自此之后，他读遍了《二十四史》中与船舶发展史有重要关系的朝代史，还读《宋会要籍》、《太平御览》、《天工开物》、《龙江船厂志》等与船相关的历史文献。现在，他每每落笔写史，都要多翻几本书查证，《不列颠百科全书》11卷是他案头的常用书。
    他一直反感浮夸，力求扎实。在大跃进年代，人们重视造船产量、规模，忽视船舶稳定性能，结果有的船一卸完货就歪在码头上。杨槱对客船、货船、油船、渔船、拖船等不同船型均进行了调研，又组织老船长座谈会听取实践经验，主持制订出我国首部《海船稳性规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稳性规范之一。
    而今杨槱还是那么求实、那么顶真，他直言“历史不是神怪小说”，科普教育也必须像造船出海那样，对事实负责。对于旧史他并不尽信，如《明史》说郑和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但他结合毕生所学，作出理性判断：这种百余米长、数十米宽的木船只是一种夸张。对于今人“郑和宝船上万吨、几百米”的说法，他更觉离谱，说“连千吨也不可能”。
    眼中带着针尖，而心中容着大海。母亲从小对他说 “如果你浪费粮食，将来会被一颗米饿死”；如今他年事已高，吃饭时却还是习惯把掉落桌上的米粒捡起，放进嘴巴吃掉。省吃俭用的杨槱，80岁时便凑了近1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奖学金；近日他又将自己积蓄的大部分——50万元，追加投入奖学金。他希望这笔财富能像他的书一样，对学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