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市船舶出口总值1.16亿美元；2010年，我市船舶出口总值3.5亿美元。3年内，我市船舶出口实现了跳跃式增长，增长两倍多，成为省内仅次于广州的船舶出口基地。记者日前从江门海关了解到，今年船舶出口再传喜讯，截至4月份，新会口岸已出口5艘远洋货轮，总吨位161100吨，货值达1.44亿美元。

其中，作为江门造船业的龙头企业——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船舶），在2008年至2010年间，船舶出口从4艘上升到10艘，其年产值更是从2006年的4500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近21亿元，企业发展呈现出跳跃式增长。

“能够获得如此骄人业绩，当然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江门海关，在我们企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洋船舶负责人表示。除南洋船舶外，华南造船、鸿达造船等其他几家从事船舶加工贸易的造船企业在提到海关服务时，也给予称赞。

“船舶行业保税加工监管模式试点、提前介入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预约监管为企业提供‘全天候、无假日’服务、建言献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近年来，江门海关认真履行把关服务职能，立足地方发展大局，着力优化监管与服务，并针对船舶制造企业的特点，推出了一系列个性化的管理和服务方式，助推江门造船业不断远航。”江门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副处长周捷表示。

在船舶加工贸易中，涉及到海关的业务主要是进口原材料的查验、生产过程的监管、完成生产后的核销。“由于船舶制造业的特殊性，企业进口原材料种类比较多，而且较为零散，因此，在进行合同备案时，企业往往会因为错漏而导致出现多次申报、多次修改的现象，会影响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时间。对此，江门海关采取提前介入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各项政策指导。”周捷说。

据介绍，船舶企业在开展加工贸易中，需要进口发动机、发电机、导航、不锈钢等设备，有的甚至连毛巾等船员用品也要进口。据新会海关副关长王永强介绍，南洋船舶刚起步时，有一次进口原材料需要合同备案180多项，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新会海关派专人前往南洋船舶，解释办理合同备案的各项政策、注意事项等，帮助企业一次性通过了合同备案审批。据统计，2010年，造船企业从新会口岸共进口原材料货值8109万美元。

此外，一些企业还会选择在上海、宁波等其他口岸进口原材料，由于一些特殊口岸没有实行电子化，新会海关还提前告知企业，专门为各企业提供电子手册和纸质手册，方便企业在没有电子手册的情况下，按照纸质手册办理进口业务。

根据国家规定，在船舶加工贸易中，进口原材料实行保税，暂时不征税，等到船舶生产结束完成出口后进行手册核销，如情况属实则不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因此，这就涉及到企业进口原材料的监管问题，海关工作人员要通过核查、监管，看企业是否完全按照合同备案，将进口的原材料用于生产环节。

据新会海关稽查科副科长黄炳夫介绍，在核查、监管环节中，考虑到造船业的特殊情况，船舶在完工后，部分船舶设备都在船体的水下部分，较难查验，因此，在加工贸易监管船舶制造的中期，新会海关采取提前介入的方式，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南洋船舶、华南造船等企业，对船体的设备安装情况开展核查，并形成书面的核查记录，以作为手册核销的依据之一。在船舶生产完工后、交货前，新会海关还派人到企业对船舶设备的整体安装开展核查，以保证企业能在船舶交货后如期发运，并及时、顺利地核销，方便企业尽快办理退税等相关手续。

在监管环节，新会海关还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提供“全天候、无假日”的预约监管以及上门服务，在节假日期间加班加点到企业进行监管和办理相关手续，极大地方便了企业进出口，为企业节省了生产成本。今年春节前一天，新会海关就曾接受南洋船舶“假期加班办理清关手续”的预约监管申请，为其进口的船舶厨房洗衣设备办理业务，帮助企业避免了因春节期间产生码头费、仓租费、滞柜费等不必要的费用，受到了企业的好评。

由于造船行业的特殊性，一艘船的制造期一般为18—24个月，而海关手册的执行有效期为一年，企业在手册有效期内无法执行完毕时，可以最多申请两次延期，每次期限为半年，而且还需要缴纳相应的担保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航运需求下降导致新船订单减少，船价下跌，而且境外客户纷纷要求延迟交货，新会造船业一时间陷入了低潮。特别是在海关手册的延期方面，企业纷纷向海关发出‘求援’信号，希望能延长时间，而且免收担保金。对此，江门海关、新会海关展开实地调研，并将此特殊情况向上级海关反映，最终促成了海关总署对船舶加工贸易手册出台‘不限制延期次数’的新政策决定，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新会海关副关长王永强说，如华南造船就曾有2艘船分别延期了6次、8次。

此外，江门海关还根据自身所掌握的情况，积极为造船业发展建言献策。据周捷介绍，就江门造船业的现状，江门海关提出建议，要完善船舶工业产业链，大力发展船舶配套业，打通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要增加对造船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造船企业通过金融工具或财务手段降低人民币升值风险；要继续引导企业加强合作，调整生产方向，实现错位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