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中船重工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透露，中船重工突然通知先不要出审计报告，2008年的利润要调低一点。他被告知：这是“上级”的要求，“2009年是个困难的年份，把国企2008年的利润调低一点是为2009年继续保持增长打下基础”。（3月14日《经济观察报》）
　　这件事暴露出两大问题。首先，统计数据上，是“这个可以有”，按需要定数据，如同《不差钱》里赵本山同小沈阳的约定。利润低点，这个可以有。曾几何时，“不做假账”，曾经是前任总理有限的几幅题字中的一句话，但现实生活中，一些会计事务所并不能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与道德，在出报告时总是算计自己的收益和风险。做假账，尤其是为保集体利益而做假账，已经成了行业潜规则，并且可以在本企业内部获得“情有可原”的广泛民意，因而是可以公开操作的；而在上级部门官员那儿，因为同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因为关系到这个行业的被动运行轨迹，关系到从上到下一系列企业官员的政绩评价，因而也都心照不宣，要么将少的利润“注水变大”，最极端的就做到“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要么将多的利润“库存备用”，留到明年可缓和一下利润指标压力，确保持续增长。所以，出现像中船重工这种由上级授意调低利润额的操作，就不难理解了。坊间称此行为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统计数据变成橡皮筋，可长可短弹性操作，这种操作多了，必然妨碍其行业评价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也对高层决策带来误导。
　　其次，在激励机制上，是“鞭打快牛”，为什么今年做出了多的利润要留存起来当明年的“储备粮”，说明我们的国企，至少在一种成绩评价与确定激励方面，存在问题，因为一些行业，尤其是像中船重工这种由中央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还存留着浓重的计划经济的影子，上级行业管理部门，会对下级企业，每年会有一些利润指标任务数，而决定奖励的有无与奖赏的力度，便由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来确定。于是，下有对策的应对就是，做到差不多，就放弃努力了，将原本今年完得成的利润指标，留存到明年去，如果一不小心将利润做大了，就在统计报表上做变更。这让笔者想起了那个屡破世界纪录的撑杆跳高名将布勃卡，他的搞法便是这样，布勃卡通常每次都将世界纪录提高1厘米，因此也有人称他为“一厘米先生”。按他的实力，他完全可以一次性将世界纪录提高数厘米，但他因为每破一厘米便能获得高额奖金，他便每次破一厘米就歇气了——奖赏制度让他钻了空子。同理，我们的激励机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使本来可一鼓作气拿下的目标，便成悠着点，明年再来——
　　所以，与其说中船重工是“调低基数保增长”，还不如说是“玩数字游戏保指标”，甚至是“保官位”，同时，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国家保八目标被误读。将今年利润留给明年，可能会因为其有一些“为国家争面子”的貌似合理的成分，而使这种为国家保增长而造假的行为变成可以谅解的操作。这实在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稿源：荆楚网  作者：杨光志

附；李承志：别让保增长指标促成躲猫猫游戏

         参与中船重工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称，中船重工突然通知先不要出审计报告，2008年的利润要调低一点。刚开始以为这是中船重工内部的决策，但随后他被告知：这是“上级”的要求，“2009年是个困难的年份，把国企2008年的利润调低一点是为2009年继续保持增长打下基础”(《经济观察报》3月14日《中船重工利润被上级要求调低：做小基数保增长》)。

      “保增长”是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一项重大决策，事关中国经济能否在短期内得到复苏。利用国家保增长的政策措施，促进国内经济全面复苏，国企担当重大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企理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政策促进发展上来，可中船重工的“上级”们却大动干戈“指导”他的“下级”们，在指标上动“脑”，在利润上挖“潜”，在“保增长”上玩起了“躲猫猫”游戏，通过“做小基数保增长”的核算行为艺术，调低利润基数达到虚增国企利润数字的目标。这一连串的错误利润数字，无异于一个病人对医生撒下的谎言，带来的直接恶果只能是给人们留下一道国企虚假繁荣的景观。

      金融危机下的利润操纵竟然发展到被所谓“上级”指令的程度，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集体造假”，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它的危害已经大大超越了经济学者权威判断和普通公众心理猜想的能力。但愿在“保增长”的大局之下，有更多的国企自觉抵制“上级”所谓的“指令”，因为在利润数字上玩“躲猫猫”游戏的后果真的很严重！□李承志

       假账之害必须清除

       中船重工是大型央企，下属上市公司中国船舶曾是“史上第一高价股”，去年股价一度达到300元。因为它是明星股中的明星股，因而中船重工的假账风波也把中国船舶推上了风口浪尖。

        中船重工做假账的曝光，直指我国资本市场体制性弊端的核心。毋庸讳言，假账源自我国资本市场的三种胎毒：我国股市起初是为国企解困而设，一些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没销路的老国企，不做假账绝对上不了市，此其一；大型国企做假账的动力往往来自“上级”，“数字出官”凸显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导致一些国企做假账如烹小鲜，此其二；一些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其核心是财务控制，典型就是“一支笔”制度，此其三。三种胎毒导致三种后果：法不责众企，罪不及高管，罚不及国资。

       体制性弊端是假账的根源所在，而监管制度和处罚力度的不足，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假账之风。可以说，当前，做假账企业的机会收益远远大于假账败露的成本。通常情况下，被查出做假账的企业所受处罚只是被通报批评一下或罚款10来万元了事，与其说这是一种处罚，还不如说是一种“激励”。

        长期以来，假账问题给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扰与危害：首先是误导投资者，企业对财务数字若可自行调节，那它就能操纵股价，使投资者受损而造假者受益；其次是对资本市场的公平交易制度及全体上市公司信誉造成致命伤害；更重要的是，假账提供的错误信息，可能导致宏观决策失误。中船重工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认为，“既然政府确定了保增长的目标，相信有更多的国企会调低2008年利润”——这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企业做假账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保增长的目标就有可能沦为做假账者操控的数字游戏。

假账问题危害如此之大，因此必须彻底清除，手段就是让造假者的成本远远超出收益。有两个现成的办法可以“拿来”：一是学美国，将财务问题与企业高管捆绑，断绝高管推卸责任之路，消除其造假动力；二是学日本，对假账行为开出天价罚单（去年，日本大型造船企业IHI因伪造财务报表被罚15.94亿日元，约合1.1亿元人民币）。如果还不行，就不妨考虑要求做假账的上市公司退市并赔偿投资者损失。 （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