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海拥有主权的中国，在南海的腹地现在却没拥有一口油气井。相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每年在南海开采的油气却达到了5000万桶，约为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的年产量。

“现在中国在南海开发油气的现状是，基本上局限在近海，大概在北纬17度以北，南面广阔的海域没有涉足。”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所副所长刘锋昨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海洋工程技术装备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

中国南海油气资源极为丰富。目前媒体普遍引用的数据是，整个南海盆地群石油地质资源量约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天然气总地质资源量约为16万亿立方米，占中国油气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

在刘锋看来，中国在南海腹地，尤其是南沙群岛附近没有进展，一方面是技术问题，中国在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上有待提高。中海油一位高层曾表示，从大陆海岸线往南海走，200公里以外水深就很快下沉至1500米，中海油在300米水深的石油开采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但300-3000米才刚刚起步。

在刘锋眼中，当下更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因素，南海地处远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各自声称拥有主权，使得中国在南海的油气开采阻力重重，“在南海绝大部分的深水区，要么是敏感区，要么是争议区。”

“从目前来说，政治因素影响要大于技术因素影响。”刘锋分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技术有了比较大的进步，特别是相对于越南和菲律宾来说。那为什么说越南、菲律宾在我们的南沙群岛有油气的产量，而我们没有，这还是由于政治因素。

刘锋建议，一是做好内功，把海洋装备的技术水平提上去，这有赖于国内企业能力的提升；其二，在国家各方面的保障方面，要逐步的跟上，“现在我们在远海作业，连一个基地都没有，这都需要国家去做保障的，国家政策支持要给予提升。从这两个方面努力，我们南海的开发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速，再造一个南海‘大庆’的目标应该说还是可以实现的。” 至今仍未摸清家底

南海的特殊意义，一方面在于其油气储量，另一方面在于其通航价值。

就油气储量而言，目前说法各异。一个被媒体反复提及却难以证实的数字是：南海石油地质储量约为230亿-300亿吨，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其中70%蕴藏于南海深海区域。

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秘书长王锦连称，“第二个波斯湾”之称，以及230亿吨以上的数据，来自于1969年联合国的一个专业委员会的调查资料。

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年前的一份报告，则挤出了大量的水分。其引用美国地质协会数据估计南海石油储量总计在280亿桶（约合38.2亿吨）左右。这与上述230亿-300亿吨的估计差异甚大。

今年2月份，EIA的最新报告将上述数字进一步下调，称南海石油储量是110亿桶，天然气是190亿方，这一数字相比该机构此前的估计几乎是腰斩。

那么浩瀚的南海到底拥有多少油气资源？对南海拥有主权的中国至今也仍未摸清家底。“目前来看，南海的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少，大面积的区域只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勘探，二维的勘探，三维的还没有做，潜力非常大。”刘锋称。

中国连南海资源总量还未摸清，东南亚国家则已静悄悄地蒙头开采多年。王锦连称，我们自己在这里面打的油很少，相反周边的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南海，现在有上千座的钻井，每年打走5000万吨的油。对此，中国一直比较无奈。

除了巨大的油气储量，南海还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要道之一，国际一半的油气运输都要经过南海。“中国、日本、韩国，大部分石油进口的话，基本上是依赖于南海这个航道到非洲。所以南海的航道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国际上大国关心南海问题、关心南海航行自由的最主要的原因。”刘锋称。

谨慎的合作模式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公布“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至今，南海战略性资源迅速被周边其他国家抢夺。

刘锋回忆，2005到2008年，中国、越南、菲律宾搞共同开发的协议，“但很不幸，2008年以后，合作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了，菲律宾却抛开了中国，单方面跟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进行合作。”

刘锋称，现在的开发情况是，因为整个南海争议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特别是在南沙群岛的中部，腹地应该是错综复杂。周边国家开发的策略，都是从它的近海向南海的深水，向中部走，所以在未来的开发中，冲突会越来越激烈。随着大家都往中间挤，冲突势必会增长。我们中国的话，主要集中在珠江口、琼东面海域，越南的话，向深水如火如荼在迈进。菲律宾政府的话，亟待在海洋油气特别是深水方面取得突破。马来西亚在深水油气开发方面始终走在前列，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

“要谈到南海的深水区的油气开发，很多区域是在争议区或者是敏感区，不可避免受到了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使得南海合作迟迟不能大幅度的推进。”刘锋称。

事实上，东南亚诸国都不掌握海上采油核心技术，因此其采用的是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的合作，全都是采取PSC合作开发模式（产量分成合同，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即：周边国家指定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在某一海域勘探开采油气资源，并以自身出具的许可权作为自己的出资比例，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成为主要操作者，负责勘探开发并承担资金和风险。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收回勘探开发成本后再与周边国家双方按比例分成。

而东南亚等国给出的分成比例之高，在全球都属罕见。例如，越南政府规定，外方股份最高可占到80%，外国投资商不用缴纳所得税、海关税或与石油勘探活动有关的进口税；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合作条件更优厚，外方甚至可以获得产量分成的70%。

中国则要谨慎得多。最近几年，中海油几乎每年都会宣布一批南海开放区块，供外国公司以PSC方式参与。但中海油的条件严守51%的控股底线。

油气以及航道，使得南海正日渐成为国际政治热点地区。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1月27日采访即将离任的东盟秘书长素林，素林发出警告称，南海可能将演变为另一个巴勒斯坦。

“现在南海这个问题炒得比较热，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是争端国之一，现在还有美国，它所谓的重返亚太，南海是它介入亚太重要的抓手，还有俄罗斯。另外，现在欧洲也提出来重返亚洲，包括英国、法国对东南亚、对南海非常关注，再加上日本南下战略，印度东进战略，整个都集聚在南海，未来南海这个地方不会平静，导致南海问题越来越升温。”刘锋称。

刘锋称，最近两年以来，中国在海上政策方面，也向积极有为的方向转变，特别是从2011年以来，海上的一些突发事件，我们也能感觉得到政策的调整在加大。对油气开发，应该说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政策的鼓励，我相信后期我们的开发，应该是进一步加快。现在来看，荔湾3-1气田的开发具有指标意义，要看它的开发程度，可能决策层也在考虑后期开发的战略，包括我们在西沙钻探活动，包括在南沙的钻探活动，都要和这些挂钩的。

技术仍需加强

“我们国家海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目前来看，海上石油增长的潜力，应该是在深水，而深水的希望应该是在南海，这已经是形成了共识。”刘锋透露，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在南海多有各自开发的区块。做得比较早的是在西沙的海域，目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做的话，要做钻井，这是第一步，至于时间的话，还要根据整个形势等去判断，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国际上，一般将水深超过300米海域的油气资源定义为深水油气，1500米水深以上称为超深水。近年来，在全球获得的重大勘探发现中，有50%来自海洋，主要是深水海域。深水海域已经成为国际上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接替区域。

不过，海上原油作业是一个技术活。中海油的一位高层曾表示，目前中海油的平台的造价差不多是每平方米15万到20万元。同时，海上特殊的生产装置这些都是集中了人类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在海洋技术领域里面一些智慧和结晶，同时也是海上高压、高温、低温、高气流技术的荟萃。该高层举例称，“比如加密井，新钻的井眼不能碰上老井眼，井下1000多米的位置，最近的距离不到1米。”这在工程学上是极高的要求。

深水作业，首先需要的是海工设备上的支持。王锦连称，我们整个在海工建造领域里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现在可以说自升式平台可以批量生产了。今年我们自升式平台全球大概有42座，今年1到7月份，我们国家接到的数量超过了一半。海工辅助船，连续好多年都超过了世界份额的30%，应该说我们也建成一批国际上面先进的海工装备，“最近，我了解中远船务最近接到的一个订单，叫做第七代海洋工程钻井平台，这个我也是刚听说，钻井的深度更深。”

王锦连表示，去年和今年，中国又完成了一批主要的海工装备。实际水平，应该说自升式钻井平台，包括系列化的FPSO，包括海工工作船、辅助船，已经具备了自主设计的能力。在一些高端的海工装备方面，也在突破一些关键技术。在海工方面，建成了一批核心的科研设施，现在从事海工的研究院所、高校，全国已经有20多所了。

不过，钢铁研究总院教授杨忠民表示，从技术和装备角度，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仍然很大，比如说钻井的深度，国外达到了3000米以上，我们国家目前是1400米以上。国外油气最大的水深2473米，我们国家在南海才300米深。目前准备开发的是500米到2000米，与国外有近10年的距离。

王锦连也表示，中国的海工产品存在产品单一的缺陷，“我们接了这么多单子，主要集中在自升式钻井平台上面。像深海的钻井平台、生产平台这方面，我们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我们接的单子从数量来说超过韩国，但金额来说，我们跟韩国差得很远，我们的产品还是比较低端的。这次很多海工装备制造企业反映，我们在前沿的能力是很不足的，缺乏对市场需求的全面了解，这是我们海工发展里面一个大的问题。由于对市场不了解，所以我们主流装备的技术能力薄弱，特别是高端产品设计的能力不行，像有一些企业开始承担基本设计，或者有一些企业也开始概念设计了，但总体上这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总体上，海工装备制造产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认为尽管我们这几年有很大发展，但如果从世界整个海工装备产业格局分析，实事求是来说，我们还是处于第三梯队，第一梯队是欧美，掌握了核心的关键设备，前端设计；第二梯队是韩国、新加坡等，是海工装备制造的强国，我们仍然是属于第三梯队。”王锦连坦言。

挪威DNV大中华区海事咨询部的总经理吴巨圣建议中国加强自身的设计能力。

“中国的海工设计过去70%是依赖于国外进口，能不能在设计方面，用政策指引的方向带领产业做大做好，选好的设计，集中好的船企来生产，这可能是突破韩国制造优势的重要关节点。我们如果以巴西的例子来看，在深水海工生产装备的部分，国家明令去定义，就是说生产的这些装备必须要在巴西境内生产，生产率要70%以上，逼得韩国、新加坡用并购船厂带着设计，这是政策加上国家型支持最好的例子。”吴巨圣说。

中国南车旗下的上海南车汉格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李华伟则称，国内上下游企业尤其是三大油和设备制造企业应团结起来，“形成整个行业联盟，相互认可，共同的发展。但目前在国内来说，这些做得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