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运河示意图

克拉运河要开建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原因之一是与破除马六甲困境——这一控制着东亚大部分能源需求运输的咽喉水道对于中国也犹如海上生命线，中国的“能源安全”由此面临极大风险——联系到了一起。尽管中泰两国政府很快否认了共同开发的消息，但仅仅将思考停留在谣传和辟谣之间则显得过于简单化，毕竟运河不只是一条通道，涉及到航运线路、地缘政治、经济效益以及安全局势，深入探讨下“要不要”这个项目，“能不能”建这个项目和“说不说”这个项目，对于大国战略思维也是不无裨益的。

安全账：运河解不开马六甲困境

“谁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谁就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谁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就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谁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就（变相）控制了全世界。”马汉理论是美英联盟多年来全球布局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马六甲海峡成为美国要控制的关键水道之一。因此，修建克拉运河绕过马六甲，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和安全问题。

大国战略博弈的安全账，尤其是中美之间，其实很容易算。第一，如果美国在战争状态下能够封锁马六甲，那么再封锁一条运河也不是难事。何况一出运河就会碰到印度的安曼-尼克巴群岛，印度人甚至无需动用海上力量就能扼住运河的咽喉，由此可见，有了运河并不能解决马六甲困境，中国“能源安全之虞”并没有因此解套。第二，即使出现对抗，美国也不一定动用军事手段，因为中国在油气运输上对国际船队依赖很大，从运输、保险及石油期货市场的角度，对抗都可能发生。在这些方面，中国相关应对能力仍需要磨练和提升，而修建克拉运河并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些困局。第三，马六甲海峡并不是面向印度洋的唯一选择，伴随着中巴通道的建设，把中巴、中缅和中泰三条通道统筹在一个面向印度洋的战略通道背景下，加之一些更远航道的选择，马六甲困境并非无法可破。所谓水路不通走旱路，此消彼长，相互呼应。

就地缘政治而言，克拉运河的修建将重塑东南亚战略格局，还会带来沿线国家的兴衰。最直接的冲击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的地位无疑将得到提升；长远来看，其结果可能是真正分割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对于中国这个地缘政治棋手来说，修建运河不仅要考虑和泰国的关系，还有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关系。虽然马六甲是中国达到印度洋最近的通道，但并不是唯一的通道，最远的是绕道澳大利亚，而在最远的和最近的之间还有两条通过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的通道，而它们都在印尼的范围之内。相比起通过克拉运河之后直接面对印度的安达曼，印尼的两条通道事实上提供了更多的回旋余地。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习总书记选择在对印尼的访问中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

政治账：泰国政局动荡风险巨大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泰国的问题在于其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前几年签订的合同很可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失去效力。比如红衫军和黄衫军之争，虽然目前军政府控制了局面，但同样面临大选的压力。长远而言，随着老国王健康日益堪忧，代表皇子与公主不同势力的两派又会造成新的分裂，这会不会带来泰国格局的再次动荡，给重大工程的实施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此外，修建克拉运河给南部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给南部穆斯林地区与北部核心地区的佛教徒们的分裂造成新的支持。

对于重大工程来说，对象国政局的动荡变化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它将带来整个环境的改变，包括战争的可能性。当前中国很多重大项目的投资失误往往源于此。实际上，在操作之前及过程中，有很多预案需要并可以发挥影响。

经济账：如何分享收益值得研究

除了要不要的问题，解决能不能的问题则是一笔经济账，即投资如何收回。

第一笔账是航运。运河使得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程至少缩短约1200公里，大型油轮可节省2至5天时间，每趟航程预计可节省近30万美元。这是最理想的算法，要进行实际推算，还需要一个更细化的模型，比如船只吨位与运河的容量，达到巴拿马级以上的船只可能不走运河。此外，航运是一个物流、保险、船舶以及国际法规、服务综合性很强的体系，相互之间的影响需要考虑。单纯依靠航运收费来收回200亿美元的投资是不经济的。

第二笔帐是区域层面的。运河沿线布局产业园，为产业转移做准备；在两端打造自贸区，发展航运、服务；将运河与泛亚铁路联动起来，贯穿中南半岛。无疑，修建运河将给泰国民众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将为泰国作为东南亚海运的枢纽、中南半岛的中心国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如前所述，这些想法都是理想化的，泰国有没有能力做到？跟中国又以什么机制去分享这些收益？这些问题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命题。如同当年日本向泰国转移汽车和电子产业一样，今天从中国向东南亚进行产业转移也是大趋势，但这需要对象国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以及细致的配套工作。

政策建议：可“雷声大雨点小”

对于克拉运河来说，结论非常明确：不可轻易妄动，这会推倒多米诺骨牌，对于一个成熟的地缘政治棋手来说是不合适的做法。即便启动也不能是中国牵头，而要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来做。在解决好区域地缘政治，长期与短期问题以及基础设施与产业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实施。

不过，没有做并不意味着不能说，相反，说得还远远不够。先说后做、边说边做和只说不做都是国际战略中常见的手段。

所谓先说后做，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有策略、有选择地抛出想法，试探反应，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做出构想。尤其针对民主社会，要结合媒体和自媒体的力量，抛出一些设想。所谓边说边做，说就是与利益各方充分坦诚地交流，做即实地调研，从可能的选线、地址、民情到区域经济、产业合作可能性等，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亚投行是中国在国际关系和格局塑造中提出的极为漂亮的一次动议，抓住了需求的痛点，也让所有人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即是边做边说的最好范例。而只说不做，则是更高超的技巧。所说之事更宏观、更普适、更难以反驳，但不代表真要实际去做。比如美国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指责香港当局救市，但当金融危机危及自身的时候，其决策比谁都快，并不在乎什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