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钢铁的生产原料，能产生巨额交易的铁矿石成为了重要性仅次于原油的大宗商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多铁矿石漂洋过海而来，源源不断地涌入各个钢厂。和钢铁同属一条黑色产业链，它的前途往往取决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与否。

中国作为钢铁制造大国，钢铁产量占世界的一半，而中国进口的铁矿石量占海运铁矿石总量的2/3。海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全年进口铁矿石增长2.2%至9.5272亿吨，创纪录新高。同时，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也攀升至84%的峰值。如此算下来，中国过去一年消耗的铁矿石达11.34亿吨。按每吨60美元来计算，铁矿石在中国就拥有680.4亿美元的市场，折合人民币4424.8亿元。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千亿市场。

但就在5年前，这曾经是一个万亿市场。2011年初，铁矿石一路涨至近200美元/吨的顶峰。此后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以及矿业巨头们的放量增产，铁矿石开启下行之路。进入2014年以来，铁矿石的一路狂跌最终造就“黑铁时代终结”。过去的两年间，全球铁矿石价格遭遇连续腰斩，从2014年初的130美元/吨附近跌至2015年底的40美元/吨左右。

伴随着铁矿石的黑铁时代终结，大到以矿业决定兴衰的澳大利亚，小到将铁矿石冶炼成生铁的冶炼工，几乎都进入了不太乐观的一个阶段。其中，依托铁矿石市场存在的大量贸易商就是一个正在走向失业的群体。

今年以来只做了一单

“理论上钢厂在这波行情下赚不少，实际上我感觉我们日子越来越紧”。李勇对澎湃新闻说这番话的时候，正临近他结束上午3个小时的工作。今年至今，在他眼里真正算得上单子的，仅仅做成了一单——一船18万吨的铁矿石。

李勇，一名80后，家在深圳，工作在香港，不忙的话他会经常穿梭于这两个城市。李勇在香港的公司是国内一家钢铁央企设在香港的贸易公司。此前，李勇所在的这家贸易公司所涉品种较为丰富，涉及木材、煤炭、合金、铁矿石等，“现在都停下来了，基本就剩下铁矿石了”。

李勇描述起公司现在的业务，“主要分两个部分，一块是保产的，就是从矿山签的长协，我们负责执行，通过我们这个资金平台做结算，给国内钢厂的保产做采购。另外一部分是纯贸易，比如说我自己从市场上拿货，再卖给下家，这个是跟集团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另一块就是集团公司长协矿有富余的，我这里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卖给我的客户”。

李勇目前的业务，决定了他的利润来源于纯贸易这块。但在国内钢铁厂普遍亏损的局面下，集团公司去年也迎来巨亏，已经不允许这家贸易公司承担任何风险。

李勇表示，“现在我们只允许做背对背的贸易，而且规定必须先收到下家的信用证，才能给上家开信用证，这种万无一失、没有任何风险的生意哪有这么容易”。铁矿石贸易中的背对背即是指贸易商先与下家约好，再从上家买货给下家，赚取中间差价的行为。而背对背贸易的万无一失在于，一则能保证货有人要，二来能保证赚钱。

这样一种背对背的贸易，在前些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不难成交，而且当时上家和下家信息不对称的机制也为此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勇坦言，“背对背贸易说白了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而且当时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货都在卖，有的货信息根本就不透明，很容易倒出差价出来。现在行情不好，市场上卖的都是主流的三大矿山的货，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时期，大家都知道，所以根本倒不出去”。

另外，让李勇所在的贸易公司利润大减的原因是代理业务的中断。而这所谓的代理，李勇坦言就是做托盘业务，帮别人融资。而公司所具备的优势是香港低成本资金，以及银行给大企业授信高又便宜。

“现在集团上层不乐意做这个，做托盘的都是小企业，目前这个行情下，风险加大，公司现在不允许我们去承担任何有风险的贸易”。

说起业务量，李勇介绍，“我经手的去年总的矿石量是2000多万吨，纯贸易量不到300万吨，这还包括集团长协富余的，今年目前为止，同比差不多”。而真正剔除集团长协富余的，“今年，我只做了一单，18万吨的一船货”。

被离职

比李勇更糟糕的是，原先在广西防城港港口区工作的杨吉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公司。

去年7月份，当澎湃新闻向杨吉调研贸易商情况的时候，他曾表示，2013年8月份的时候，防城港港口区的铁矿石贸易公司不下30家，主要是做越南矿为主。到2014年8月份，还有业务在做的公司不到5家，去年7月份，只剩下他们一家了。

杨吉当时告诉澎湃新闻，“已经没有新矿进来了，公司主要在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渠道替其它公司处理库存尾货，这些公司的损失在100元/吨左右”。而接下来要不要做铁矿石贸易，杨吉当时的态度是“看下半年国内钢厂的开工率”。

等不到国内钢铁厂再次迎来春天，杨吉已在今年初来到了上海，“广西那边坚持不下去了，上海机会可能更大一点”。而杨吉以前所在的公司，还未关闭，但只“留了财务，和一个现场”。

这样的各奔前程，实际上是被这股下行的悲情浪潮左右的离职。

对于这次离职，杨吉对澎湃新闻说，“广西那边业务比较难做了，第一是行情不好，第二钢厂的采购模式也变了，基本上都是自主采购、直接跟矿山订货，没有贸易商的空间了”。

在杨吉的认识里，贸易中间商的作用，一是沟通货源和需求方，二是垫资。信息的发达，让贸易中间商沟通买卖双方的作用已经不是无可替代。另外，经历了几年的市场价格单边下行，贸易商的巨亏也让其丧失了垫资的作用。

杨吉目前所在的公司总部在南方某市，一家国企，旗下有贸易板块。但杨吉坦言，“这个公司虽然是做贸易，但主要还是资金方面有些优势，做资金托盘方面的业务。别人没有这么多资金，但是想把这个业务做起来，就付一部分保证金在我们这里，让我们帮忙做采购，他分批提货，每一批分别付钱付利息”。

但眼下黑色产业链的行情让托盘业务也并不好做。杨吉表示，“风险越来越大，我们挑选合作对象的时候变得非常慎重，把业务范围缩小了很多，不是非常知根知底的、非常熟的单位，就不做了。大部分的合作企业都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

杨吉在挑选合作对象的时候，上下游各有标准。“上游一般是看企业的性质，国企央企，我敢把钱付给这样的企业，向他们去采购。下游还是比较熟的企业，资产状况比较健康一点，本身这个业务项目我们认为是能赚钱的。”。

虽然从南向北跨越2000公里，但杨吉的生意还没有真正打开一扇新的门。

杨吉对澎湃新闻说，“目前业务开展得不太好，还在拓展阶段”。

工作的动荡不仅限于贸易中间商，和黑色产业链沾边的恐怕都有影响。一名期货公司的铁矿石分析师最近对澎湃新闻说起工作近况，“忙着面试，去年下半年从期货公司跳槽到一家投资管理公司，但是这家公司目前倒闭了”。但受制于专业知识，该分析师未来还将继续从事铁矿石相关的工作。

比跳槽更可怕

变动有可能带来生机，可怕的是待在原地，却充满悲观的情绪。

李勇对澎湃新闻坦言，“不是没有想过辞职”。据李勇透露，公司领导正在让他们去开发大型国企作为新的客户对象。这在李勇眼中，很有意思，“我们有的资源对方也有，我们有的优势对方也有，这怎么做，完全是不让人活了”。

李勇担心，如果今年他没有新的业务发展，他的岗位可能不需要了。这也就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失业。

而李勇的跳槽打算更是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家里开厂的叔叔劝我先待在这个岗位，实业更不好做，他的厂就基本处于关停状态”。

另一名河北一家大型钢铁厂负责铁矿石采购的经理冯挺则将转变职业看得更加复杂。冯挺目前把家安在北京，他向澎湃新闻聊起近况时说起，“家里有了小孩，房子不够住了，但现在根本没有实力再换房了”。而跳槽去二三线城市，冯挺认为也并不是一条好出路，“别人不会在意你有多少能力，他就出那么点钱请人，去了二三线城市根本接受不了那个待遇”。

没有另谋生路，也认为公司不会在这波去产能过程中消失，但冯挺表示，“不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心里很难受，这个阶段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人的悲观到底到了怎样一个程度？拿今年以来黑色产业链的小阳春行情来说，李勇、杨吉、冯挺均认为，“这样的行情让我们更加找不到方向了，看不懂”。

杨吉认为，“这一波真正赚钱的还是期货市场里的投资公司”。而像他们这样的自己并没有库存的贸易商，“并没有从中分到一杯羹”。

(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因采对象要求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