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又到年终岁末，这本该是民工朋友带着工资高高兴兴回家团聚的时候，然而他们心中却有了一件烦恼之事：讨薪。
    近年来，我县不断出台措施，劳动监察部门不断加大巡查力度，但还是出现不少农民工讨薪事件。据悉，今年县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有204件，其中涉及农民工的有200件。
    如何能更有效地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使农民工讨薪不再难？
    企业——选对、管好外包工程队
    5月19日，某船企外包公司员工到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求助，要求该公司支付其27名工人工资9万余元。原来，3月初，该外包公司与这批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又与另一家外包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将工程转包。
    在这批工人中有3名承包人，在转包过程中，因对方与其是朋友关系，只是按照承包协议的规定进行口头承包。结果工程亏损，3名承包人均否认个人承包行为，不愿承担工程亏损责任，工人们无处讨要工资。最终，在政府帮助下，27名工人才拿到全部工资。
    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处理的农民工劳资纠纷案件中，多数案件都因工程分包、转包引起，这已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要原因。
    周平(化名)，安徽人，今年年初分包了岱西某船企外包公司业务，并雇佣了来自安徽的30名农民工，但中途因工程施工有误需要返修。其实，船东方对这支施工队伍的施工结果并不满意，曾与船厂召开协调会，决定由外包公司与船厂共同支付其工资，与该外包工队解除劳动关系。但返修期间，周平并未填写报修单，其自行统计的工程量与船厂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分歧，双方产生纠纷。
    “船企将工程项目承包给外包公司，通常是以工程量计算工程款。但由于外包工程队缺少熟练技术，有时需要返工，一个工程项目往往超出预定时间。而劳动者通常与承包人约定以小时计算工资，致使双方对这笔无形中增加的工资产生矛盾。”岱西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在工程分包、转包引发的纠纷中，农民工最受伤害，常常因此而拿不到工钱。
    “一旦发生劳资纠纷案件，发包方即企业作为法人，要承担连带责任。”劳动监察科科长颜盛海介绍，针对这种现象，首先是发包方在转包或分包工程时，对承包人的资质严格把关，拒绝诚信差、施工技术素质低、管理不规范的外包工队伍进入工程队；其次，对中标的外包工程队，要督促其建立健全劳务用工制度，如建立农民工考勤、岗位考核和工资报表等制度。
    农民工——提高自身维权意识
    今年11月，某船厂一民工因老板拖欠其工钱，于是爬上工地龙门吊进行“求助”，大声叫喊要老板出来讲话，若老板不出面就要跳下来，直至答应其条件，该民工才爬下龙门吊，但他也因扰乱单位生产秩序被拘。
    近年来，来岱农民工越来越多，然而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维权意识不强，合法权益一旦受到侵犯，往往得不到及时保护，有的农民工甚至试图采取过激行为来达到合法目的，给社会治安留下一定隐患。一名来自湖南的农民工说，若遇到老板拖欠工资，一般先去索要，索要不成就到老板出现的地点蹲点守候，如果找不到老板，就去选择当地政府求助。
    据了解，农民工若遇到拖欠工资事件，有3条路可走，如果欠薪事实清楚，可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如果对拖欠工资问题存在争议，要到劳动仲裁部门寻求仲裁；有民事纠纷，要诉诸法律。只要提供必要的证据，农民工可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申请劳动仲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很多农民工对劳动仲裁存在误解，认为其等同于打官司，时间长又要付费。
    而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我县很多劳务工的维权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基本上都与施工单位签订了用工合同，但却存在用工合同不规范的情况。
    张某在某船舶企业工作，他与外包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双方发生纠纷后，张某发现，这张“护身符”并不“护身”。原来，这张劳动合同上除了自己的签名，就连最基本的工资计付标准都没有写明。
    “这个问题较为普遍，农民工要有维权意识，特别是要与施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明确工资标准、用工时间等主要问题。”某乡镇劳动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合同中还存在用工单位写有工资绩效考核款项，但却没有考核标准的现象，劳动者应与用人单位写明工资考核标准，一旦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就可以依靠这张“护身符”通过劳动部门的调解、仲裁甚至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