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无疑让外向型经济的代表行业船舶业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机会。魏家福，这位从1998年开始掌舵中远集团的央企CEO，抓住了这个机遇。

当央企开始不断“走出去”时，他早已带领中远在海外市场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当多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还在为如何与当地媒体打交道困扰之时，他已经成为全球媒体热捧的意见领袖。

魏家福在北京复兴门的办公室有一面照片墙，留下了他在各个海外市场征战的合影回忆：不论是以法律严苛闻名的美国，抑或是在欧债危机中动荡的希腊。对中远及他而言，挑战已经成为常态。

他用自身经历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入世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今天的一切成果，都是在“充分准备”、“控制风险”、“鼓励创新”的背书前提下，才能实现。

第一财经日报：从中远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你如何评判入世给中国航运业的影响？

魏家福： 入世以后，不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也给海运业带来巨大的需求。航运业通过十年发展， 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贸易中心或国际航运中心。到2010年底，中国共有22个亿吨级的大港口，上海港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2010年，我国造船的三大指标全面超过韩国，成为第一造船大国。中国已经全面发展成为贸易大国、港口大国、航运大国、造船大国，在世界航运界的地位显着提高。

入世十年，中远集团也迎来了一段最快的发展时期。1998年我接班的时候，中远集团船队运力只有1635万载重吨，而现在，我公司的船队规模已经达到5700万载重吨，相当于原来的3.5倍。1998年利润5.18亿元人民币，2008年最高峰340亿元。

日报：作为少数成功“走出去”的央企，你认为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魏家福：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实力遭受沉重打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增强，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即使有金融危机的存在，中国经济还是9%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增加了投票权，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升了，中国的影响力增强给中国企业增加了竞争力。

其次，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巨大的战略机遇。中国企业具有独特的后发优势，也具有创新优势。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点，围绕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对市场、技术、标准、人才的争夺将更趋激烈。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后发的大国崛起，总是伴随着原有格局的改变，总是与国际经济大的变革相关联，抓住机遇，异军突起。中国企业“走出去”尽管时间短、起点低，中国企业与世界五百强企业相比，底子薄，但是在国家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科学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引下，一定会在新的平台和新的起点上，发挥后发优势，持续推进经营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积极融入全球新一轮的产业整合、重组的浪潮中，并占据一席之地。

最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因此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双赢原则，对方才欢迎你。盈利之后要多多履行社会责任，给当地人民带来好处，才能得到持续的欢迎和支持。

日报：对于航运行业来说，“走出去”最主要的风险在哪里呢？

魏家福：“走出去”并不都是收益，风险也很大。中国有赢的文化，“赢”字当头一个“亡”，首先不死才能盈利，风险控制是很重要的。

“赢”字有个“口”，这就需要告诉你的民众、内阁，国家需要什么，国民就会支持。接下来的一部分是“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好详尽的计划，每个月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求各个相关部门按照时间表完成各阶段相关任务。“贝”就是资本财富，资本是基础。“凡”就是平常心，胜不骄败不馁，当企业遇到风险和困境的时候，要看到成功的因素已经存在了。这就告诉我们，“走出去”要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要双赢、要履行社会责任。

“走出去”有两类大的风险，一个是发达国家类，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类。首先，在发达国家投资，要防范政策和法律的风险。这些国家拥有很完善的政策，要学会解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要注意当地政权更替的风险。

如果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2010年5月份我访问希腊，正好面临债务危机，工人罢工，希腊总理要求我修改港口特许经营权的条款，他认为这是殖民地条款。可是，特许经营协议公开招标书是按照欧盟标准制定，面对所有竞标者，通过希腊国会同意的法律条款，怎么能说是殖民地条款，经过我的劝说，他最终放弃了修改。

我刚接手中远集团的时候，就正赶上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时候入不敷出，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通过资金战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中远不但活过来，还发展成为世界财富五百强企业。

日报：你刚刚提到发达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风险最大的领域往往是政策和法律。而让人惊讶的是，中远在包括美国波士顿港在内的诸多投资都有很好的回报，中远是怎么在美国规避这个风险的？

魏家福：中远今年成立五十周年，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从美国飞来，给我们颁发功勋奖状，认为中远集团受到了被服务人群一致好评，促进了中美两国贸易和海运发展，是真正的功勋奖章获得者。

十年前，当我接班的时候，同样是这个机构，却给了中远“受控成员”的帽子。“受控成员”是指这家企业到美国发展，提价降价等都要汇报，一个月以后才能生效，不是市场化运作，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发展。五年之后，我们走进各个地方演讲，把美国学术界、政界、商界、媒体界，都打通了，才有了今天的结果。花了五年的时间，才被美国各界认可，我的秘诀就是聘请了当地有影响力的公关公司。因为进了美国市场，必须要研究美国的文化。

事实上，五年还远远不够，在美国的挑战是一种常态化的适应，我们现在还不断出现新问题。给你举个例子，美国人权组织日前发来文件，说有报道称，中远到希腊去，牵扯到文化入侵，不给工人喝咖啡、去洗手间的时间。我们在第一时间开展危机公关，首先把问题传到希腊，让当地高管回答。然后，让媒体到港口，在港口接受采访，让媒体亲眼见到港口运作情况。最后，回应文件，表示中远是联合国承认的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最关注人权的跨国企业集团。美国人权组织立刻回应说，感谢快速做回应。

日报：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让很多中国企业吃了苦头，中远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让人惊异的是，中远作为一家做基础建设的港口企业，却没有引来麻烦，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魏家福：有。不仅是美国，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9·11”以后美国制定了反恐法，就从波士顿开始，要求我公司配合，要求外国的船公司在码头配合检查，防止恐怖事件。我们严格做到了，船上配备安全员，港口严格检查，十年下来，中远船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安全问题。至于为什么没有遭遇安全审查的麻烦有各种因素。最主要的还是公司和个人建立的信誉，这个非常重要。

日报：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是怎么看待自主创新的？你认为企业的能动性和政府的政策驱动力，哪个更重要？

魏家福：应该说二者都必须具备。企业称职的CEO必须主导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新。我们企业文化，进了中远门就是中远人，不管出身，这就是企业文化。第二就是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就业、税收、社会做些贡献，例如教育基金、海洋公园捐款等等。这才是懂得创新的CEO，才能增强公司品牌影响力。

我们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创新。中国计划到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我们企业被国家列入创新型企业名单。

举个例子，世界上码头经营，外国人从来不会给我们做。但是我们现在成为第四大码头经营者，不在管理上创新，经营上创新，怎么能在经营上获得这样的成果呢？第二，我们修船、造船不断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最高端人才加入，才能造出3000米的世界第一座深海战舰平台。国家去年科技展览，十大创新型科技成果，包括云计算机、磁悬浮，其中就有我们的3000米深海战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