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赴英留学，杨槱在海轮上 留影

他中学时写就《广东造船史》，27岁成为造船系教授；他曾赴美参与监造“普林斯顿”号航母；他是中国船界第一位院士，90岁后仍能熟练使用电脑出了6本书……

他被誉为新中国造船工业“活化石”，9岁时，杨槱第一次渡海并迷上了船；63岁时，杨槱当选为中国造船界第一位院士；如今杨槱95岁，却依然是一个活跃的“造船人”，他仍不断出席各种专业会议，坚持在电脑上著书立说，“辽宁舰”服役、“蛟龙号”潜海、“雪龙号”科考，杨槱欣喜地见证中国造船的后辈们实践了他的一个个梦想。

杨槱名字中的“槱”（you）字，是一个在新华字典上都查不到的生僻字，而我和他的对话，就是从这个字开始的。

“杨老，您的名字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

“我的名字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孙炳文（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的养女孙维世的生父）起的，他是我小时候在广州的邻居，‘槱’字，意为‘聚积’，寄望这个孩子聚积到为国为民发光发热的革命洪流中去，而我对这个字的理解，是为了理想燃烧自己的生命。 ”

杨槱用造船的一生完成了对自己名字的定义。

杨槱，造船专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是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及船舶运输系统分析等船舶设计新学科的开拓者和中国船史研究学科的奠基者，为中国现代船舶工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槱早年跟随造船专家叶在馥，从事船舶设计工作，先后发表了《川江船型之检讨》、《川江枯水船之稳度》等学术论文。1960年，他主持并领导制订了中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该规范的制订，以及随之提出的几十个有关的研究课题，推动了中国船舶稳性的研究工作。

迷船

跟着父母从小坐遍大小船只，中学时写就《广东造船史》

杨槱的童年是在珠江边度过的，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珠江上停着3艘北洋舰队的军舰。

“爸爸，大轮船为什么会自己开？ ”小时候的杨槱经常会拿出一本有轮船插图的书籍问父亲。父亲笑着对他说，船里装着很大的机器，在人的操作下就能开动了。 “什么是大机器？”父亲没有办法，只能放下手中的事情，一直回答到小杨槱满意为止。

这本书是一位朋友送给父亲的，因为有许多船的插图，杨槱对其爱不释手，看不懂时，他就会嚷嚷着非要父亲说清楚不可。

杨槱回忆：这本书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不断搞清一个又一个疑问的同时，也激发了我对船的兴趣。1926年冬，杨槱的父亲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后，写信叫母亲带全家去团聚。当时杨槱刚刚9岁，从广州坐船去上海，这是他有意识的第一次坐船远行。

在船上，一位青年妇女忽然问道，“我感到很奇怪，这船是铁造的，怎么能在水中不沉呢？”一位老年妇女训斥她，“不要瞎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另一位青年人解释说，“铁脸盆不是也能漂浮在水面上吗？只要脸盆的边缘高于水面，就不会沉没。 ”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段对话被一个9岁的男孩深深印在了心里。杨槱说，“这是我听到的关于船的浮沉道理的第一课。 ”

船驶近一个江中岛屿时，减慢了航速，船员在船边的一个小平台上，抛下带索的铅锤，据说是测量水深，这是杨槱在船上唯一能看到的与驾驶船舶有关的操作。

因为战乱和父亲工作变动，此后杨槱不断跟随父母坐船往返于广州、上海、南京、武汉等几个城市之间。 “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坐遍了。 ”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杨槱开始广泛地涉猎船舶方面的书籍。 当他在广州培正中学读书时，便以《广东造船史》为题，撰长文表述了自己对船舶业的认知和理解。

学船

外国船只在我水域耀武扬威，他决心造船为国争口气

杨槱童年时，英日等帝国主义者掠夺了我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当时航行于我国江海水域的船舶，有三分之二是外国船。杨槱坐船时，经常能看到外国军舰疾驶而过掀起大浪。旅途中，杨槱直接感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深重。后来读了更多的书，杨槱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和海洋有很大的关系。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六大洲号称为“日不落”帝国，不就是从海洋发家的吗？

1932年初，母亲欲带杨槱从上海到广东与父亲相聚，正好遇上“一二八”事变。那时杨槱刚读完初中二年级，他每天关心战争消息和广大民众支援前线的情况。战事结束后，杨槱从上海搭船去香港，船驶经吴淞口时，看到那里停泊着许多日本军舰，出海后又看到几艘尾挂日本国旗的货船迎面驶来。看到帝国主义在我国耀武扬威，为所欲为，杨槱极为痛心。船坚炮利对国家强盛的作用也深深扎入他的心中。

在少年杨槱看来，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海上打不过帝国主义。他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成为一名出色的船舶工程专家。

为国家崛起而造船，这个简单而又坚定的动机贯穿了杨槱的一生，而为他播撒爱国种子的，是一次孙中山先生的演讲。

“具体是哪月哪日我记不清了，但肯定在1924年，我在中山大学的礼堂内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 ”

杨槱说：当年他正在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读初小，老师把全班同学带到中山大学礼堂。 “我们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因为个头小，大家看不清讲台上的人，很多同学索性站着听讲。 ”这么久远的事，杨槱竟还记着细节。

“常听孙中山演讲的观众都晓得，他有个习惯，刚开始演讲时声音往往较轻，随着内容的变化，会越讲越响、越讲情绪越高。 ”杨槱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在中山大学礼堂，孙先生的声音从头到尾一直很响亮。 “当年没有扩音设备，孙中山先生在台上讲话，我们在最后几排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

留学英国只读造船系，生产实践试遍造船所有工种

1935年秋，只有18岁的杨槱，怀着知识救国的宏图大志，只身踏上了前往英国求学的轮船。

到达英国之后，杨槱才知道这里只有格拉斯哥大学有造船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去那里上学。

在入学前的新生夏令营晚会上，每个学生都要唱首歌，杨槱唱了中国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格拉斯哥大学，杨槱适应得非常快，后来，他发现自己在计算上比国外同学细心。杨槱从此更加坚定，精益求精是工程师的基本要求。

有一次，工学院大楼底层过道处贴了一张英中友好协会的大字报：“帮助中国学生重建新中国。”一名英国学生指着大喊道：“我们和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杨槱听到后很生气，但没有露声色。后来，这个学生有一次作业做不出，杨槱不计前嫌地给予指导，从此他对杨槱和其他中国同学就很敬重了。

留学生的学习异常忙碌，格拉斯哥工学院要求每年10月初到次年3月下旬在大学上课，4月到9月这6个月就要到工厂去当学徒工。这种半年上学、半年做工的安排称为“三明治（夹心面包）制”，当时苏格兰工业界对工程师的要求是，不仅要具有大学毕业文凭，还要有工厂学徒工满师的证书。

当时在英国巴克来克尔造船厂的船台旁，常能看到一个中国小伙子正在学焊接，两个小时过去了，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他拿下防护罩，看着自己的作品，然后，摇了摇头，对自己表示不满。第二天，他又重复着这一过程。一个星期过去了，他终于掌握了这项焊接技能。

他，就是青年时的杨槱，在生产实践中，他每个环节都试着去学。从放样间到船体钢材加工间、再到铆钉作业台，杨槱试遍了造船的所有工种。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遇到问题不羞于求教。正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干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善于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小专家”，外国教师和师傅们看见他常会伸出拇指说：goodYang！

除了学校里的学习，杨槱抓住一切机会参观各种舰船。一次，有一艘新造的法国轻巡洋舰到达格拉斯哥，欢迎当地市民去参观。杨槱立即就去了，在甲板上看到各种武器和设备，还参观了军士的住舱和餐厅。 1939年夏天，杨槱以一个留英中国学生的名义写信给格拉斯哥一些船厂，要求去参观。在Blythswood造船厂，他看到了在钢板上冲铆钉孔的多冲头冲孔机；在A&J Inglis造船厂，他看到了那时刚刚试用的导管螺旋桨……

由于杨槱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1940年3月，他获得了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造船

他27岁就成为交大造船系教授

杨槱大学毕业时，英国对德宣战已经半年多，急需大批造船人才，有关方面对杨槱进行挽留。而此时踌躇满志的他却决定回国。五年来，他日思夜想的祖国已经深陷战争的苦难之中，报效祖国的理念使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1940年4月，杨槱买了一张当时还是中立国家意大利的邮船公司的船票回国。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耀祖也在船上，船上发行的英文报纸每天都报道战争消息，杨槱是船上懂英文的少数人之一，贺的秘书每天找他去头等舱翻译报纸。

经过3个星期的航行，杨槱乘坐的船终于抵达香港，他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

杨槱先在云南昆明市同济大学任讲师。暑假后，同济大学要迁到四川李庄，杨槱未随学校北迁，便到了重庆。在重庆民生机器厂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的最大造船厂）访问留英学长王公衡时，得到该厂总工程师叶在馥接见，叶是广东人，两人用粤语交谈，叶对杨槱非常赏识，邀请他留在该厂工作。这时期，杨槱对船舶设计、制造和修理遇到的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能解决问题的见解，这份工作让他受益匪浅。当时，在川江（长江上游）航行的船舶有不少特点，杨槱常常沿着江岸勘察船舶航行时掀起的波浪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分析，在业界提出增大船宽、削瘦首尾的建议，并且用船舶阻力理论分析，打消了其他同事的疑虑。杨槱针对川江船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川江船型之检讨》，在1943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发表，获得三等奖。

1943年5月，交通大学接办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成立造船系和轮机与航海两个专修科。系主任由叶在馥担任，杨槱被聘为副教授，次年，年仅27岁的杨槱被提升为教授。

他参与监造美国“普林斯顿”号航母

1944年夏，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马德骥组织了“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该团共有25人，主要由江南造船所原班技术骨干组成，包括造船与轮机人员，也有个别的电气与兵器工程师。杨槱也破例受邀参加。

杨槱作为一名挂着上尉军衔的海军技术军官，成为服务团的一员去美国学习和考察。他们先到美国东海岸几个海军船厂及几个海军培训学校参观、学习。随后杨槱被安排到美国费城的海军造船厂实习、工作一年，并担任了助理监造官。在监造、监修船舰时，他又学到了不少关于舰船设计与建造、生产计划管理、轮机修理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1944年的圣诞节杨槱是在华盛顿度过的。他所在的费城海军造船厂（PhiladelphiaNavyYard）位于特拉华河与斯凯基河的交汇处，成立于176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城海军造船厂雇用了4万名工人，建造了53艘船舰，修理了574艘船舰。杨槱在费城海军造船厂是一位年轻的监造官的助手，他们监造的是一艘排水量为2.2万吨的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

这艘航空母舰是在一个巨大的造船坞内建造的，杨槱等的办公室就在船坞边一个备品仓库的楼上。美国同事分配给杨槱的工作是检查舰上船体设备和管系的安装情况，他有时要爬进双层底内检查管系和配件是否安装到位。当一个舰舱的设备与系统均已齐备时，就把这个舱封闭。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定期到船坞去测量舰体变形的程度。在工地，杨槱看到整段几百吨重的船体构件的吊装、重大机器安装和船体舱壁结构水密、气密试验等操作，这些使杨槱对大型舰船施工现场的规模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中国船界的第一位院士

1981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评选名单揭晓，在造船界有一个人被增选为学部委员，他就是杨槱，他也因此成为中国造船领域被评选出的第一位院士。此后，他当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船舶工程（含海洋工程）学科评议组组长。随后，他又被评为船舶设计学科博士生导师。

作为中国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造船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杨槱从理论到实践，为中国当代船舶工业的发展可谓竭尽全力。他自编多部教材，其中有些是全国统编教材；他亲自讲授船舶原理、船舶设计等课程；指导研究生从事多项课题研究，一批研究成果被研究、设计单位广泛采用。在他的学生中，很多人都成为教育界和造船界的精英、骨干，在中科院评选出的船界第二位院士，也是他的学生。

除了第一个船界院士，杨槱还有一个 “第一”——工程经济第一人，上世纪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效益”二字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杨槱首先提出要用工程经济理论分析工程项目。他对学生说，在船舶领域，不仅要考虑船的技术性能，更要考虑它的经济效益。要达到这个目的，仅考虑船的本身是不够的，还要与港口、航道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要以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效益。

杨槱向学生们例举：“从长江各港口将集装箱运到日本或近海的其他国家，采用直接运输还是先用较小的江船把货物运到下游港口，再装上大船运到目的地；各种船以多大航速运行等等，都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以选择最佳、最经济的方案。 ”

■大事年表

1917年10月17日生于北京

1930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

1935年广州培正中学毕业，赴英国，考入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

1940年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毕业。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在大学学习期间每年暑假都去英国巴克来的克尔造船厂接受学徒与绘图员的训练

1940年任重庆民生机器厂副工程师、工程师；同济大学讲师；重庆商船专科学校（为原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因战火内迁，今上海海事大学前身）教员；交通大学教授

1944年为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团员

1946年任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海军青岛造船所公务课长；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

1949年任同济大学教授，造船系主任

1950年任大连造船厂建厂委员会工程师、公务处长；中苏造船公司副总工程师；渤海造船厂筹备处工程师

1954年任大连工学院教授，造船系主任

1955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副教务长；上海造船学院教授，教务长

1957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副教务长、造船系主任、教务长，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

1962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1978年后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八届上海市人大常务委员

1979任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

1979年任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80岁以上为资深院士）

1983年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

1986年后连续三届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89年后连续两届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90年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

1992年担任上海杉达学院第一任校长

◎晚年生活

80岁入党，终身信仰共产主义

很多人知道杨槱，并不只是因为他在造船上的成就，他还曾长期担任民主党派的高层领导。

“你是怎么想到要参加九三学社的？ ”记者问。

“其实，由于信仰共产主义，我最早提出的是希望加入共产党，那还是在1954年。”50多年前的种种细节，95岁高龄的杨槱今天依然回忆得清清楚楚：“我将入党申请报告交到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手里，可由于历史原因，我入党的事被搁了下来。而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交大，九三学社可称得上是一个‘大党’。当时我在上海交大担任副教务长，另外几个副教务长以及一些系的系主任都参加了九三学社。他们向我发出了邀请，上海交大的党委领导也对我说，‘你参加九三学社可以结识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对你的教学和研究是有益的，而且还有不少锻炼的机会。’于是我就爽快地参加了。”

“后来你就再也没提出过入党了？ ”

“不不！我每隔几年就打一份入党报告给交大党委，希望他们能考虑我的志愿。党委领导们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杨老，你留在党外要比留在党内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我觉得他们讲得也有道理，但心仍不甘，入党报告照样过几年就交一份。 ”说到这里，杨槱停顿了一下，“嘿嘿”地笑了起来。 “想不到，1996年我从市政协副主席和九三学社市委主委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交大党委吸收了我。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最高理想！ ”

让杨槱特别自豪的是，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他以90岁高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在小组讨论会上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共论国家大事，他心里特别高兴，“我能健康地活到这岁数，又遇上了这么好的年景，这一辈子，实在过得很幸福了！ ”

90岁后出了6本书，操作电脑很熟练

95岁还能熟练操作电脑，每个看到杨槱工作的人都会惊叹不已，甚至还有人打趣地说“杨老应该参加中国达人秀”。

90岁之后，杨槱马不停蹄地撰写了 《轮船史》、《帆船史》、《郑和下西洋史探》、《话说中国帆船》、《大航海时代》、《人、船和海洋的故事》等6本书，几十万字的书稿写作、图片和资料的整理，都是他在电脑上完成的。

杨槱讲了件有趣的事：一次他到北京开会，碰到同是九三学社成员的王选，便开玩笑道，能不能让你们方正上海公司以优惠价卖给我一台电脑？结果刚回上海，方正上海分公司就送来了一台优惠价格的电脑。 “我用的是全拼汉字输入法。上电脑打字时，身边放本《新华字典》，一碰上拼不准的字，就赶紧查字典，时间一久，自然越用越熟了。 ”

杨槱最近的一本书是《人、船和海洋的故事》，这是他送给自己的93岁生日礼物，《人、船与海洋的故事》一书以重大海洋历史事件为主线，介绍了人类进军海洋的历程。

是什么力量驱使杨槱90高龄还能如此“沉迷”于船舶与海洋呢？杨槱说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海洋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未来的世界，海洋与人类的关系必将会越来越密切的。他呼吁：我们应该大力弘扬海洋文化，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