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航运领域改革正低调起航。

根据此前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自贸区内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中外资股比限制放松，并允许中资公司旗下非五星旗船展开沿海捎带业务。自贸试验区将发挥与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枢纽的联动作用，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等产业，加大航线、航权开放力度。

一位上海航运界分析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放宽外资准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将促进航运企业、港口货物等航运要素向自贸区集聚，尤其是对上海港中转地位的提升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上海自贸区无疑会担当改革的先行先试角色。

外资企业获“国民待遇”

上海自贸区所出台的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的措施，将使外资企业可以实现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控制权。而在此前，根据2004年颁布的《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需以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企业形式，外商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49%。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真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放开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可以使得外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而实际上，即使不放开这一限制，外资企业的国际航运业务也仍在运行，因此，这一举措体现了改革“放开”的理念。

对航运企业来说，此次改革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允许中资控股的非五星旗船只经营沿海捎带业务。对此真虹指出，这一措施是有限制条件的，即只能允许中资的非五星旗船只

进行捎带，外资无法参与，因此这其实并不是意味着整个沿海航运业务的放开，对整个格局影响有限。

针对目前放开的中资方便旗船沿海捎带业务，上诉航运界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目前上海自贸区内沿海捎带业务试点仅针对中海运、中远、中外运几家企业，因此政策效应的发挥还有待观察，并且是否会导致中资航运企业加大方便旗船的比重，还是要取决于航运企业出于企业经营策略和船舶资源配置的总体考量，并不是受某一两个政策因素的影响。

中国海运集团副总经理黄小文近日在2013国际海运年会上表示，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为航运企业发展带来三个方面创新效应，一是政策推动下的制度红利效应，如航运指数衍生产品交易量，外轮捎带等；二是自贸区创新平台下的聚集效应，如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开放，外商管理负面清单等；三是自贸区内航运创新的溢出效应，可推广到区外的企业。

因此，他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不仅为其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促使企业积极应对航运市场的挑战，推动企业谋求变化发展。

上述航运界分析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上述两项政策将促进中资航运企业进一步加大与外商合作经营的深度，对于船舶运营和国内航线经营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

提升上海航运中心地位

早在2006年，上海市就已经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便是其中之一。此次自贸区总体方案则提出，上海自贸区将与上海航运中心建设形成联动机制，并将加快发展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交易等业务。

而上海市去年印发的《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中也要求，“十二五”期间，上海港货物年吞吐量保持在6.5亿吨左右，2015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300万标准箱，继续位居世界前列，在上海登记注册的国际航运船舶达到400艘，合计达1000万总吨，到“十二五”期末，形成门类齐全、市场规范、功能完备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口岸通关相关制度逐步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营造“便捷、高效、安全、法治”的口岸环境。

对此，真虹认为，目前所施行的改革举措，对航运中心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因为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力度还是很大，开放的改革措施将可能吸引外资企业及货物向自贸区聚集，这对中国周围，比如韩国和新加坡的一些港口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真虹认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一直在人才、法律方面未能破题，在世界航运市场正在向亚洲转移的过程中，上海已经落后于新加坡。而这些政策的短板，也许可以借助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和改革带来突破。

就当前而言，自贸区航运领域的政策突破对上海航运中心地位的提升作用要大于对航运企业的影响。真虹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除了对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外，目前上海自贸区内航运改革的所有措施都是从可复制性角度出发制定的，将来在建设其他航运中心时完全可以向其他地方推广。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9月份，上海港口货运吞吐量为6520万吨，同比增长0.31%，这一数据高于天津、广州已及周围的新加坡、仁川等地区，位列第二，但涨幅收窄的现象仍未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