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在谈论某件事物的雏形,或许它已悄然而至。这便是智能时代,技术的快速迭代不断触碰并打破原有的思维边界,然后创造一场真正的变革。

当前,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智能船舶逐渐走上航运业的主舞台。作为船舶的操控者,船员曾经丢开篙桨橹帆,搭上了机械动力,而如今,面对汹涌的智能化大潮,他们也面临着全新的定义和角色。

智能船舶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船员?这是一个古老的行当需要回应的现实之问,也是它再进一步的动力之源。近日,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与学者。

“船上工作”转向“岸上服务”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IMO)在法规梳理阶段对智能船舶的划分,可分为四个等级:“配备自动系统和辅助决策的船舶”“有船员在船的遥控船舶”“无船员在船的船舶”以及“完全自主船舶”。按照我国智能船舶发展“三步走”的目标,目前我国已正式迈入智能船舶1.0时代,并已开始第二阶段(2019—2022年)智能船舶的研发,即“到2022年,建成实现部分自主操作和远程控制、减少船员配额的智能船舶”。

“智能船舶将导致船舶对船上的配员数量需求减少。”中国船级社科创试验中心主任蔡玉良告诉记者,近两百年来,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不断涌现,船舶配员数量呈下降趋势。如低速内燃机的广泛应用使船舶持证轮机员人数减少;而一人驾驶(One Man Bridge,即在驾驶室内值班驾驶员同时担任操舵和瞭望职责)概念的提出及其技术的实现,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值班人员从最初的三人变为一人。

就在去年,国际航运公会(ICS)发布了一项关于自动驾驶船舶对海员潜在影响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理想情况下,2025年将会有约1000艘自动驾驶船舶和2000艘半自动驾驶的船舶,这可能使海员的需求量减少3万至5万。

看上去,智能船舶将成为船员的“终结者”?

人类在面对机器“非对称优势”时的焦虑与恐慌历来有之。然而,纵观历史,技术的变革带来“机器换人”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的需求,使“被替代者”亦能分享技术带来的“红利”。

蔡玉良介绍,随着智能船舶的自主操作、视情维护、辅助决策等功能的成熟,船舶操作工作将逐步系统完成,船舶配员的需求将相应地减少。但同时,也对船员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如对智能系统的操作和日常维护保养以及智能船舶/系统的监视、失效应对等技能。“对于远程操控船舶,船舶操作将会从船上转移到岸上,未来可能会出现‘远程船长’等新的职业。”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船舶智能化发展减少的是‘工作在船上的人员’,并非是‘服务于船的工作人员’。”蔡玉良表示。

“随着世界范围内船队总量的增加,甲板部和机舱部管理级人员的数量将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在岸上进行支持工作的‘海员’数量可能会显著增加,未来航海从业人员的工作地点将由海上转变为岸基船舶控制中心。”武汉理工大学航运学院教授翁建军持相同观点。

“顺势而为”打造“核心优势”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传统行业与前沿科技的交织碰撞下,船舶智能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身处其中,船员需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做好准备。

“未来在以智能船舶为主导的行业模式下,航海学、船舶操纵、船舶避碰等传统航海知识和技能仍是新型船员必备的基础知识。与此同时,掌握信息感知、通信导航、远程控制等智能航行技术也是极为必要的。”翁建军指出。

蔡玉良认为,智能船舶对船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常规的值守等技能可能弱化,而对智能系统的操作以及维护保养等技术方面的要求则提到更高层次。此外,特定场景下,船员还需要具备其他相关技能,“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远程检验技术的应用,这其中,船员承担了现场信息采集与初步判断的工作。”

众所周知,优秀的船员都是“多技傍身”,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对此,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教授、亚洲船东协会海员委员会秘书张铎将船员适任能力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他认为,“硬技能”是指运用资格、知识和经验,安全地、有效地完成任务的能力,而软技能则是指与他人、系统和设备、程序及其环境成功互动的能力。“船员的‘软技能’是体现未来职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正如张铎所说,与环境成功互动是一项重要能力。对于船员而言,面向智能船舶时代,磨炼成事的“真本领”固然重要,抛却无谓恐慌、拥有正确积极的心态也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即将踏入船员职业大门的航海专业应届毕业生,国内某航海院校小陈同学的观点,或许值得借鉴——

“科技带来的变革对于行业旧体系的冲击是无法避免的。作为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的行业求职者,我们必须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但也无需对此焦虑不安,让未来的不可估导致自身举步不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如今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武装自己,提升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寻求未来的立足点。”

“厚植沃土”培养“智能船员”

可以预见,随着智能船舶的兴起,现行的部分海事法规公约需要调整以适应新的业态。蔡玉良认为,这主要是涉及几个方面:一是船舶安全法律法规,包括《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中关于构造、救生设备、消防船舶配员、信号与报警方面的要求,《国际海上避碰规则》(COLREG)中瞭望航行决等策、灯光信号交互及涉及设计到船员的部分条款;二是船员管理法规,包括《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STCW)、《国际劳工公约》和《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中关于船员定义及相关要求、安全配员等要求;三是海上权益与责任法律法规中涉及船长责任、海难救助、法律主体和保险责任等内容。“目前法规梳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IMO将会在后续讨论如何修改公约规则,以适应智能船舶的发展。”蔡玉良介绍。

关于智能船舶时代的船员,蔡玉良曾经设想了这样一幅工作场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这样一批航运精英,他们身着西装,坐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工作台上,喝着咖啡,通过语音指令、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轻松自如地操控着航行于茫茫大海中的庞大船队。”

但回归当下,保障船员群体顺利对接智能船舶时代,培养新一代高素质复合型航运航海人才,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作为未来航运人才“摇篮”的各大航海类院校,是这场变革中举足轻重的推动力量。

武汉理工大学航运学院教授张进峰认为,航海院校应在学生培养计划中纳入有关智能船舶的相关课程,并通过课外实践(如参与有关科研项目)、创新能力培养(如参加各类科技创新大赛)等途径来实现复合型航海技术人才培养布局。

“从船舶智能化发展速度来看,当前的航海类高职层次人才培养虽然在实践技能培养方面有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毕业生职业发展后劲不足等情况。”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陈永芳认为,航海类高职院校要打破传统教育模式,让新技术、新理念走进课堂,培养“智能”船员,以满足智能船舶发展的需求。

应届毕业生小陈告诉记者,目前学校已经开设相关课程,并有意识通过各类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涉及智能船舶方向的能力和素质。不过,他也坦言,自己担心专业知识与实践存在脱节,因此,希望航海院校与各大船公司加强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岗位,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一线船员工作,促进未来职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