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韩国现代集团董事长郑周永和他的弟弟飞往欧洲。这次访问不是为了寻找欧洲建筑承包商，而是为了郑周永的造船计划寻找技术和资金。在这之前，郑周永没有任何造船的经验，他手中只有一块刚刚买下的建造船厂的地皮，位于汉城东南250英里的港口城市蔚山。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与日本一海之隔的釜山、蔚山等地是天然的造船基地。冬天零度以下的天气不超过10天，夏天雨季很短，自然水深达到15米，可以停泊大型船舶。四百多年前的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派遣数十万大军入侵。危难之秋，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将军李舜臣率领水兵奋勇抵抗，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铁甲船—龟尾船痛击倭寇，将敌军全部埋葬大海。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发生地就位于韩国釜山附近的玉浦湾。

汉江奇迹

尽管朝鲜民族在历史上拥有过先进的造船技术，但是近代以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其造船业的发展完全依附于日本的海外扩张。1887年，日本在釜山建立田中造船铁工所，标志着近代朝鲜半岛造船史的开始。其后，中村造船铁工所等一批日本船厂陆续建立。从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朝鲜半岛的造船业一直以日本投资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造船技术人员全部撤离。虽然韩国继承了日本遗留下的造船设备，但由于缺少技术支持，大部分船厂只能为美国舰队做一些维修服务，其造船产业发展缓慢，这带来了之后持续20年的三个问题：没有造船领域的民族资本；造船产业处于萌芽状态；极度缺少造船方面的技术人才。

造船的梦想虚无缥缈，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经济又陷入贫困，再加之腐败猖獗，独裁政治压迫……当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时，到达了必然爆发的临界状态。1960年，“3·15”不正当选举点燃了导火线，随之爆发了抗议李承晚独裁政权的“4·19”学生运动。又过了一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

上台之后，朴正熙以军人的思维管理着这个羸弱的国家，他把经济发展作为最高价值和至上名分。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等于零，徘徊在世界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之列。朴正熙在谈到担起国家重任时曾说：“当时我感到，好像把一个被窃空的家或是一个破产了的商行甩给了我，让我去收拾。”

朴正熙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在朝鲜半岛历史上，北部的经济向来比南部发达，不仅拥有大量矿产，还集中了全国90%的工业设备。“三八线”切断了朝鲜半岛的经济往来，韩国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64年，韩国把所有小规模钢铁厂生产能力合起来，也只有年产20万吨的水平，而朝鲜的粗钢年产达到200万吨，是韩国的十倍。

1962年，朴正熙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工业立国”、“出口第一”的经济政策。实行这一计划需要庞大的启动资金，朴正熙力排众议推进日韩邦交正常化，同时配合美国出兵越南，以换取大量援助。从1966年开始，日本按照年支付战争赔款，并在短短两年内提供了超过1亿美元的民间借款。通过向越南大规模派兵，西方国家确认了美国关于加强韩国防御的决心，不再犹豫为韩国提供商业贷款。据1968年版的《合同年鉴》记载，1966年到1967年两年，韩国获得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业贷款合计2.5亿美元。

韩国军队大规模向越南派兵对韩国经济和国防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可以通过1966年3月7日美国驻韩大使布朗透露的主要谅解事项一窥究竟：

增派部队所需的一切费用由美国政府承担；

把韩国军队陆军17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1个师团的装备现代化；

作为派到越南的兵力的替代，美国为韩国军队3个师团的装备实现现代化；

对韩国的军事援助计划从提供美国商品改为提供美元购买韩国商品。

这是一段哀伤的历史。为了摆脱贫困的枷锁站起来，韩国政府不得不把年轻人卖到越南的战场上当雇佣兵。朴正熙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把贫困当作同时代人必须战胜的最大邪恶。为此，他甚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和牺牲民主主义体制才能取得胜利”。在韩国创造“汉江奇迹”的岁月中，“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屡次碰壁

朴正熙将获得的大量外资援助集中投入到钢铁、造船、汽车等重工业的建设中。他采取了一种在未来工业国领导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办法。朴正熙没有直接拨款给国营企业，反而相信大型私营企业集团在利润的驱使之下，会产生更高的效率。为了确保韩国私营企业贯彻他的意图，朴正熙将所有银行收归国有，进行信贷审查和金融控制。

上世纪60年代，韩国私营企业集团刚刚起步，规模小信用低，很难从银行贷款。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朴正熙通过信贷手段引导韩国企业积极发展重工业，并辅之以巨额的投资奖励政策。

韩国的造船产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腾飞。1962年，韩国政府颁布《造船工业奖励法》；1967年，韩国又制定了《造船工业振兴法》和《机械工业振兴法》。良好的法律环境加快了韩国造船工业的现代化。1968年，韩国首次实现了船只的出口，向台湾出口了20艘250吨级用于捕捞金枪鱼的远洋渔船。

对于朴正熙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经济衰退现象。日本和西欧都采取了紧缩财政的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依赖“出口经济”的韩国而言，急需寻找新的增长方式。进入70年代，韩国政府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确立了包括钢铁、石化在内的十大支柱产业，造船业也位列其中。1967年，因埃及封锁苏伊士运河，绕路好旺角的航线增加了运输成本，导致巨型油轮需求大增，世界造船业进入空前的繁荣期。

受此大好景气的刺激，韩国政府于1973年发表了造船业长期振兴计划，喊出了“造船立国”的口号，并说服四大企业现代、三星、大宇和大韩造船会社建设可生产20万吨级船舶、用于出口的大型造船厂，由政府提供金融支援。

1970年，现代集团董事长郑周永决定进入造船业。对于郑周永来说，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时，他所创立的公司现代建设集团是韩国最大的建筑承包商，在韩国18座核电站中，有12座是现代建设集团修建的。同时，郑周永致力于拓展海外建筑业务，成功地在诸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中东地区修建港口、码头和其他设施。郑周永告诉自己，既然他可以修建港口，那么也可以生产停泊在这些港口的船只。为什么要将这些业务拱手让人呢？

虽然郑周永和朴正熙一个是精明的商人，一个是铁血的政治家，但是两人都是从战争时期摸爬滚打出来的佼佼者，彼此惺惺相惜。1967年，朴正熙计划修建京釜高速公路，工程耗资巨大，占到了当年政府预算总额的23.6%，因此遭到经济界人士的反对。当时，朴正熙听说郑周永正在泰国承建高速公路，便把他叫到了青瓦台总统官邸，希望由他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三年之后，现代建设集团完成了京釜高速公路的建设，郑周永也被授予了“铜塔产业勋章”。

因此，当朴正熙计划发展造船工业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郑周永。两人一拍即合，1970年，现代集团下属子公司现代建设设立了造船主管处。当时韩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造船厂是只有1.7万吨级造船能力的大韩造船公社。

为了获得造船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郑周永向造船产业最为发达的邻国日本寻求帮助。在主事者看来，与日本合作造船厂必须保障本国人的大股东地位，因为如果经营决策权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合资企业很可能会沦为外国企业的配套企业，韩国将无法建设出口导向型的造船业。

郑周永的提议只得到了一家日本造船公司的回应。日本七大造船公司之一的三菱重工业公司提出合作建厂的意向。经过数月艰难的谈判，三菱终于给现代集团开了价：只要现代集团造船厂的生产能力限制在5万吨级的轮船之下，同时三菱保持监督所有工程的独立管理权，那么三菱将协助现代集团造船。三菱的提案看似为了降低合作的风险，但其真正的意图是防止韩国进入更大更有利的50万吨级的轮船市场，与自己分一杯羹。

这一提案勾起了郑周永对日本在韩国痛苦殖民统治的记忆，他当即拒绝了三菱的开价，他要做的是领导者，而不是随从。

太平洋失利之后，郑周永非常失望，曾一度想放弃建造船厂。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朴正熙立即在蔚山选址一块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卖给郑周永，同时鼓励郑周永向欧洲筹措贷款，并为其提供国家信誉的担保。朴正熙激励郑周永：“难道坐在我面前的人是当年建设京釜高速公路的那个人吗？”

在朴正熙的大力支持下，郑周永放弃了与外国合资建厂的构想，决定动员现代集团的所有力量，奔赴欧洲寻找技术和筹措资金，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自力更生

到达欧洲之后，郑周永立刻指示现代建设集团在伦敦开设分支机构，与外国银行和造船厂进行贷款协商，并开始组织由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组成的国际贷款团。从引进外资的战略角度出发，郑周永决定先与可以提供造船技术的公司进行接触。他从现代建设集团的海外建设成果、造船厂的布局优势、韩国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等多方面论证现代建设集团发展造船业的可行性。当年9月，现代建设集团与苏格兰船舶设计会社A&P签署了造船厂设计合约，与苏格兰造船会社Seotlithgow签署了关于技术指导的特许合约和其他必要的合约。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郑周永需要的是63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除了现代集团先期准备的1000万美元，再加上韩国政府提供的1000万美元，郑周永还需要筹集剩下的4300万美元—这比当时现代集团的总资产还要多。在与瑞士和法国的银行家会谈之后，郑周永反反复复听到的都是一句话：我们怎么能把造船贷款给一个连一艘小划艇都没有造过的公司？在屡次碰壁之后，郑周永飞往了伦敦。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郑周永写道：“英国是我最后的机会，而且我注定要充分利用它。”

在伦敦，巴克莱银行听完了郑周永陈述自己的“梦想”。他们的答复同样是从来没有一家韩国公司造出过大船，而且韩国公司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技术。

“但是，我坚持说，我们能造。”郑周永答道。

在郑周永的坚持之下，巴克莱银行最后同意听听现代集团的工程伙伴—阿普尔多尔的意见。但是，阿普尔多尔的董事长坚持不相信现代集团可以为它想要造的船找到买主，当郑周永听到这些，他从钱包中掏出一张面值500韩元的纸币，这张纸币的背面印着著名的龟船—就是1592年朝鲜海军抵抗日本侵略时建造的那艘船。

“朝鲜16世纪就建造了铁甲船”，郑周永表情冷漠地陈述道，“你们不能把韩国和英国相提并论，它直到19世纪才开始建造这样的船—一旦我们开始做，我们的巨大潜力就会显现出来。”

最终，郑周永说服了巴克莱银行提供造船厂建设贷款。但是巴克莱的融资条件是要求英国出口信用保险（放心保）局（ECGD）提供担保。而ECGD又要求现代建设集团必须出具船舶订单才可以提供担保。为此，郑周永拿着蔚山尾浦湾的沙场照片和Scoflithgow提供的26万吨级巨型油轮设计图到世界各国寻找买主。1971年10月，现代建设终于与希腊船王利边诺斯以低于世界市场价16%的价格签订了两艘26万吨级巨型油轮订单。

当郑周永手里拿着造船合同从伦敦回到韩国时，他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对他作为公司的代表所做的承诺感到忧虑。这个冒险的失败将很可能葬送整个公司，但郑周永没有被吓住，“轮船里面有一个发动机和一个钢制外壳……轮船类似于发电站，而后者现代集团已经建造了许多次。”

第二年春天，现代集团在韩国尾浦港举行了造船厂奠基仪式，两艘船的建设也同步启动。与典型的日本造船厂相比，现代集团的造船公司拥有更少的技术人员和监督性职位，却拥有了更多进行直接生产的工人，郑周永所做的这一些都是为了尽可能的提高效率。

有好几次，船的建造速度都超过了造船厂的建造速度。一次，一艘油轮的前半部分已经造好了，而需要用来移动它的新型起重机还没有到达现场。郑周永想出了一个“土法子”，他镇定自若地指挥工人把起重机放在一个拖车上从而滚动到目的地，同时用一个推土机在相反方向拉它，以维持车上足够的绷紧度使它在控制之中。

怀着一股奋斗的精神，在开始造船两年零三个月之后，郑周永的船厂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74年6月，一个70万吨级的造船厂完工，在时间和成本上创造了世界新纪录。当最初的两艘船还在建造之中时，更多的生意纷至沓来。为了给新订单腾出地方，1974年年末郑周永被迫让最初的两艘船下水。

现代集团的造船速度震惊了世界。为了了解为何郑周永会在造船业这样的冒险中取得成功，英国记者西蒙·温切斯特在1985年参观了现代造船厂的蔚山设施。他不得不把韩国的成功和英国造船业的衰败相比较：“从极大的钢板在铸造车间开始切割的时刻算起，到干船坞的水闸被打开让海水把新的庞然大物飘走，韩国工人只用9个月。再加上在装配车间花上另外的9个月时间，这意味着任何现代集团的新船只用一年半时间便可造成。向现代集团订购一艘船只需要在欧洲造船厂时间的一半—而价格比最相近价格至少还低10%。”

一波三折

1974年6月，朴正熙总统和夫人被邀请参加现代重工业造船厂的正式开业仪式。那一天，韩国到处都洋溢着欢乐和民族自豪感。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未来即将发生的灾难。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全球范围内发生了石油危机。飞速上涨的石油价格使得全世界经济处于异常低迷的时期，巨型油轮的市场崩溃了。利边诺斯突然取消了他与现代集团最初的两艘船的合同。现代集团学会了造船，但是却没有学会面对风云突变的现实。

在韩国国内，早期由于刺激政策而快速扩张的造船厂也陷入了困境。大韩造船公社自1973年开始建设年生产能力为140万GT的玉浦造船厂，预计于1980年完工。然而筹建五年以来，由于缺乏资金只完成了建设工程的40%，随后宣布停工。此事成为了韩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韩国政府曾设想将玉浦造船厂工程交给财团，但各大财团都不敢接受这块烫手的山芋。有一年，朴正熙因参加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乘坐海军快艇由釜山到金海，在巨济沿海，他用望远镜往巨济岛北端的玉浦小港方向查看许久。他从望远镜里目睹玉浦造船厂施工现场仍是一片荒凉，便大失所望，责令副总理南德祐立即来金海会见他。

几天之后，金宇中突然接到通知，到南德祐副总理办公室商量有关玉浦造船厂的事宜。南德祐介绍了政府对加速玉浦造船厂建设的意图，并劝金宇中能再一次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

金宇中来到巨济岛参观玉浦造船厂的建筑工地，眼见造船厂建设现场仍然是一片荒凉的泥滩，内心也不免感到前景暗淡。他翻来覆去地思考，大宇实业是搞贸易的企业，上上下下连一个造过小船的人都没有，资金又严重短缺，总觉得没有信心，便向南德祐坚决推辞购买玉浦造船厂的建议。

没想到几天之后，青瓦台的指示再次传来。朴正熙责成三星，现代和大宇三大会社研究并制定建设玉浦造船厂的经费方案。韩国政府再次显现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魄力。金宇中于是草率地提交了一份《玉浦造船厂建设及经营计划方案》，没想到却被政府采纳。朴正熙亲自点名让大宇集团接管玉浦造船厂的修建工作，金宇中只好硬着头皮接过了这块烫手的山芋。

1978年10月28日，是一个星期六。那天乌云压境，大雨倾盆。在玉浦造船厂的施工现场冒雨举行了大宇造船株式会社成立大会。会上，金宇中神情严肃地致辞，“这是历史的召唤，我们一定要以积极的姿态，不惜任何代价，努力为后代留下珍贵的遗产。”

建设玉浦造船厂，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在政府将造船厂交给金宇中的时候，曾许诺由产业银行与大宇财团一起投资，其中产业银行投49%，大宇投51%。结果，在大宇财团出资620亿元的时候，产业银行仅出资440亿元，后来大宇财团又投入120亿元，产业银行却分文未出，大宇财团最终实际投资比例为63%。

1979年，造船厂建设进入关键时刻。造船出口，换汇还钱，这是玉浦造船厂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金宇中非常清楚这一点。当年6月，金宇中来到老牌造船国家—挪威，开展订货活动。在国际投标中以每艘造价4500万美元的价格，接受了挪威船主4艘2.2万吨级化学产品专用运输船的订单。又击败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北欧等国家27个竞标的造船厂，成功夺得了美国阿拉斯加北部海湾的海水处理成套设备建设工程。

经过3年多边建厂、边造船的特殊时期，玉浦造船厂终于在1981年10月正式宣布竣工投产。玉浦造船厂的投产，使韩国每年的造船能力从280万吨上升到400万吨。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一船坞等一系列先进设备，建造下水的第一艘船就被美国权威杂志《世界海运》授予“今年的船”这一殊荣。

这一次，曾为韩国造船业倾注颇多心血的朴正熙再也无法见证这一胜利的时刻。1979年10月26日晚，朴正熙在宫井洞的豪华休闲餐厅内，被自己的属下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金载圭开枪刺杀身亡。领导韩国实现“汉江奇迹”的一代政治强人就这样离开了。在他的治下，韩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完成了高速高效的工业化过程，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韩国的造船吨位排名从世界第七十位跃居第二，跃入世界造船大国的行列。